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回望历史足迹，我们不能忘记促成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高福源。

（一）

高福源，辽宁省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神树村人。1901年出生于军人家庭。十岁时随父迁居绥远，定居北京，入汇文中学学习。1921年，考入辅仁大学。目睹外国列强在我国领土上恣意妄为，血气方刚的高福源毅然投笔从戎。1923年，考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先后担任连长、参谋、团副、上校教官。1934年春，任六十七军六一九团上校团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进攻红军。在榆林桥战役中，高福源受伤被俘。

在滞留苏区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福源参加了红军在瓦窑堡开办的东北军学习班，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课，并被安排参观、学习和实地考察，思想受到强烈震撼，由衷赞同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毛泽东称他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于是，高福源决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促使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早一天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他向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

1936年元旦刚过，高福源在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帮助下，见到张学良将军。经过一夜长谈，张学良郑重嘱托：“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

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4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肤施（今延安）同张学良会晤。此次会谈，使张学良坚定了带领东北军联共抗日之决心。

张学良将高福源调到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系的机要联络员，并任命他为少将旅长。期间，高福源多次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沟通交流、传递信息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5月，经中共中央特批，高福源成为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高福源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利用特殊身份积极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联共抗日主张，并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开封等地进行团结联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波劳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矛盾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二事件”。为了制止东北军自相残杀，高福源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西安城外做化解工作，驱车出城不久即被一O五师某部逮捕。1937年2月5日，高福源在西安被杀害，时年三十六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高福源将军遇害后，尸体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

（二）

1980年3月的一个下午，临近下班时，在长春市第三货运公司工地干活的高福源次子高本堂，接到通知，明日上午到公司去一趟，领导找他有事相谈。

高本堂一听心里就犯了嘀咕：有何事呢？他从来按部就班地干活，从不跟领导接触，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现在已不讲成分了，莫非是几个孩子，有谁闯了祸？

第二天，高本堂来到公司。领导将他介绍给两位来访的客人，来自沈阳市政协的王建华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高本堂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落座后，王建华告诉高本堂：邓颖超主席和吕正操、刘澜波等首长一直很关心和挂念高福源的家属。见高本堂有些吃惊和疑惑，王建华从皮夹里拿出一张1980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你先看看这个吧！”文章标题是《怀念周总理》，作者是吕正操。他仔细读起来，当读到下面的一段文字时，高本堂便抑制不住，眼睛被泪水盈得模糊了，双手也不停地颤抖。文章说：

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他都永远不会忘记，旧东北军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在陕北作战中被我俘虏，经过党的耐心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回到了西安张学良的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统战工作。在西安事变后期，不幸遇难。总理对高的家属、子女一直很关心，解放后他和邓大姐多次打听他们的下落，要我们认真查找，但一直没有找到，总理深感遗憾……

高本堂，当时五十五岁的老推车工，背负了几十年沉重的家庭出身政治包袱的一名普通群众，突然得知自己一直是反动军官的父亲，竟然在历史上曾对党和人民有重要贡献，并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的重视和关心，此时怎不感到震惊和兴奋呢？

王建华问高本堂：“在此之前，你知不知道你父亲在西安事变时的这段历史呢？”“不知道，父亲从来没向家里人提过此事，后来也没人向我讲过。而且西安事变时，我和母亲正居住北平，西安方面的消息，都是从北平报纸上得来的。”

“是啊，我想你们也很难知道的，”王建华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你父亲当时执行的是一项十分机密的任务，除红军总部的几位领导和张学良将军身边的几个要人外，局外人很少知情；况且自解放以来，史学界再记述和评价西安事变这段历史时，也一直没提高福源的名字，所以你们自然就无从得知了。加上我们工作失误，你们一家一直戴着“反属”的帽子，因此，你们恐怕连想也不敢想你父亲竟然做过这些好事。”

高本堂连连点头，并问王建华：“我父亲那时只不过是个团长，官阶并不大，究竟做了那些具体贡献，竟受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呢？”

“这个……我也只知个大概，只知他在西安事变前，在促进红军和东北军高级领导人的接触和联系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具体细节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此事已经公开，正越来越多地见诸多报刊。”王建华停顿了一下，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事恐怕还会掩藏多年！”接着王建华又问高本堂：“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被害死的吗？”

“只知道是被当时西安国民党军事当局处决的。”“见到你父亲的遗体了吗？”“见到了。听信后，我们全家立刻去了西安，遗体还是我们亲手埋葬的。”“埋葬的地点可还记得？”王建华的表情变得更加关注起来。

“记得，还记得。”高本堂十分肯定地说，并告诉说：“是在西安东城外，离一个城垛十三步远的地方，因为当时曾想在以后把父亲遗体运往老家，所以还特地让三叔高福洪做了记号。”

“以后，你们去过没有？”“没有。不过我想，那是城墙根，西安的城墙到现在仍没扒，城墙根也不会有大房子、大建筑，所以不会有人动。但这只是我自己的估计。”

接着，王建华详细了解和记下了高福源牺牲后及其家人的情况。其中，长子高本荣，字越尘，1923年3月4日生，曾在东北中学学习。1939年3月考取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编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第一总队。1940年12月毕业，转入空军军官学校驱逐机专业深造。1942年4月，到美国进行一年多飞行训练。1943年3月在印度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年底回国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月18日，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执行作战任务，不幸壮烈殉国。  

（三）

1980年1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就向辽宁省统战部下达了查找高福源遗属的通知。当月下旬，沈阳市政协派王建华，先到高福源的祖籍辽宁省盖县查找。但因高福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离开东北，所以当地极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亲戚，年老的多已故去，年轻的也根本没听说过。所以经多方询问，都是一个不知道。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健在的高福源的叔伯妹妹、七十多岁的高福梅，才打听到了其夫人许芝瑶和儿子姓名，但不知道具体地址；可是她却提供了一个线索，堂弟高福洪现在内蒙古师大任历史系教授。于是，沈阳市政协便向内蒙古师大去了一封信。

不多日，高福洪回信说：“高福源的家属和子女，于1946年迁往长春，住址不详。他的二儿子还健在，据家乡的风俗，曾有好几个名字，只记得念小学的名字叫高本堂，还曾叫过高杰。”

就这样，王建华与沈阳市政协的另一名干部，循着这仅有的一条线索，来到了长春市公安局，从户籍簿一一查起……幸好，在查出十几个叫高杰名字的人当中，只有一个祖籍是沈阳的，于是，他们到长春市第三货运公司找到了高本堂本人。

谈话最后，王建华热心地对高本堂说：“你的三叔高福洪和姑姑高福梅，都希望你给他们写信，高福源只剩下你们这几位亲属了，现在不比从前，政治上的压力和风险已经消除，你应与他们联系，保持经常来往。”

下班回家，高本堂立刻将此事告诉了爱人和三个孩子，他们也都又惊又喜。这一宿他在床上辗转难眠。

他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最后一次接到命令，离开北平，在家门口与他们告别时的情景。

当时，高本堂撒娇，紧紧地拖住高福源的大腿，不让他走。父亲亲切地俯下身子，抚着他的头，温和地说：“孩子，爸爸很快就会回来，放开我吧。”

想不到，这竟是永别！后来家人才知道，高福源的队伍不是去打日本鬼子，而是被调到陕北一带“围剿”红军去了。

以后，虽然高福源不时来信，但很少提到前线上的事；反倒总是询问北平日本汉奸、特务捣乱和日军进犯的情况。

高本堂回忆说：

1937年2月初，噩耗突然传来！这一天，北平国民党当局控制的一些报纸都以醒目标题报道“通共分子高福源被正法”“处决叛徒高福源”等消息。许芝瑶泣不成声，第二天便带着全家起程奔赴西安。

在西安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一座岗哨林立的大楼前，许芝瑶要求了半天人家也不准进取。后来，从楼里走出一个副官，站在台阶上恶声恶气地说：“此乃军事重地，不准你大哭大闹，否则便不客气，你们是叛徒家属，要放明白点！”随后，他指指一名当差的小兵说：“领他们去！不许他们再回来找麻烦！”

当时，高福源的遗体被放在一座残破不堪的旧庙里。庙门的颜色已经脱落，门板歪斜，横扁上的“宏古寺”几个大字已经模糊不清。许芝瑶急忙进去，只见阴暗的正殿上放置一口旧棺材。在高福洪的帮助下，许芝瑶掀开棺盖和遮面布，伏在棺上大哭起来，高福洪怎么劝都不行。

这时，悄悄进来一名军人——父亲原来的副官马绍周。他走到母亲跟前，恳切劝慰说：埋葬高福源的遗体要紧，并尽快离开西安。因为这里有一伙人对高旅长十分仇视，已经发生了残害少壮派军官，甚至剖心挖腹的事件，十分有可能毁尸或加害于你们，以泄私愤！

随后，在马绍周的帮助下，许芝瑶、高福洪将装着高福源遗体的棺材抬到西安东城墙外的一个城垛附近；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一米左右深的坑，草草埋葬了。为了以后便于找到，还在坟上竖了一个长条石块，由马绍周题字，权作墓碑。高福洪还用脚步测量了坟与城垛的距离，记下了周围景物的特征。第二天上午，他们便在马绍周的资助下，返回了北平。

此后，为生活和战乱所迫，许芝瑶领两个儿子和福洪经河南、湖南，流落到四川，此后又转回东北。

当时，许芝瑶并不知道高福源死的真正原因，只觉得他死得太意外、太凄惨、不明不白。许芝瑶于1964年9月病故了，生前曾一再嘱咐高本堂：“你父亲是个好人，他是爱国的，他的照片只剩下穿便服的这一张了，不要再烧掉了，留着做纪念吧！

（四）

沈阳市政协的同志走后不到三天，长春市政协的同志也找到了高本堂的家，进行了长谈。

当年6月，国家统计局的一位老干部高寒松，通过民政部门邀高本堂到他正在养病的东北老家海城做客。六天中，高寒松除给予他热情款待外，还给他讲了高福源在西安事变前的一些情况：从俘虏、转变到给周副主席与张学良将军传递信息，并晋见毛主席等等情况。其实高寒松还是他的一个远亲长辈，原名叫高福来，早年离家参加革命，曾与高福洪在同一中学念过书。西安事变期间，高寒松做为地下党员和吕正操、刘澜波、栗又文等一起在西安为党工作。在北京时，吕正操、刘澜波等同志特意委托他，顺路查找一下高福源的家属。他由高福洪处，打听到高本堂的详细地址。

为了更详尽地了解父亲的情况，高本堂又拜访了长春市政协委员、父亲的同学和同事李树桂。

后来他还认真读了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共同撰写的《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一书。期间，长春三货运公司的领导照顾高本堂年老体弱，将他调到运调科任结算员。

11月末，叔父高福洪又从西安给他寄来一封长信，叙述了他到北京的经历和在西安寻找高福源遗骨的经过。在北京，吕正操刘澜波同志接见了他，并与长他谈。但他在西安寻找高福源的遗骨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是中央统战部安排，但因为时间太久了，记忆中的景象已面目全非，一直没有找到了。

1982年12月8日，高本堂受到邀请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他带上仅有的一张父亲遗照和一顶帽子，一路上，他的心情很复杂，感到欣喜和振奋，因为父亲的事就要有确切结论了。

12月11日到达北京，从12日到18日，开了五天会，观看了新片《西安事变》。其中高福源团长的艺术形象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为演员纯朴、自然而真挚的表演感动了。

会后，高本堂又应邀同陕西代表团一道去西安，他与高福洪叔相聚了。高福洪告诉他：你父亲的遗骨已于12月7日找到。

“怎么找到的？”高本堂忙问。“还是用钻孔取样的办法，”高福洪继续说，“就在我快灰心的时候，一个钻孔却发现了木屑，于是就小心翼翼地挖下去，果然有棺材，上面的木板已烂塌，土盖住了骨头，但两侧棺木仍立着。我们一点点地将泥土拣出，使骨架完好地露出来。”

“怎么断定是我父亲的遗骨呢？”高本堂问。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我们先量了长度，一米八十多，符合；棺内无陪葬物，也对；里面拣到的扣子是铜的，正是东北军当时军服上的，而百姓，那时多系布疙瘩。还检查了牙齿，是三十多岁人的牙齿，而你父亲被害时，正好三十七岁。位置也对，只有一点不符：我确切无疑地记得是埋在深一米的地方——因当时时间不允许深挖——如今却在两米处挖到的，怎么回事呢？“请来了地质学家，他一听就笑了，原来西安多风沙，自三七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城郊地面已普遍增厚一米。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开了。”

高本堂听呆了，既感动又佩服。

翌日晨，当叔侄随众人来到埋葬遗骨地点的时候，见坑已用席子和塑料布遮好，旁边有人守护。向四周一看，发现紧挨大坑的两棵树已被伐掉了，树干倒在一边。坑的两侧，往远望去，尚能见到每隔不远的一个个小洞和土堆，难以计数，显然是钻孔取样时留下的。

根据高本堂和高福洪的意见，中央统战部最后同意对遗骨实行火化。当晚，陕西省统战部的一名干部找上门来，把中央统战部的文件递给他们。高本堂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文件是发给吉林省民政厅和陕西省民政厅的。文件是追认高福源为革命烈士，请吉林省民政厅转长春市民政局，给在长春市第三货运公司工作的高福源次子高本堂颁发烈士证书，并按烈士家属予以优待。

看着看着，高本堂禁不住泪水潸然而下。

1983年1月22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的主持下，在西安烈士陵园第一室的宽敞大厅里，为高福源举行了庄严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中共辽宁省委统战部、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陕西、辽宁、吉林三省政协及陕西省民政厅等单位，都送了花圈和挽联，并派代表出席了仪式。

1月底，高本堂返回长春，吉林省民政厅发给了高福源的烈士证书和一笔补助金。4月1日，高本堂应邀出席了政协长春市第六届一次会议，成为市政协委员。1987年9月，我在长春的他的家里对他进行了详细采访，他为我讲述了上述关于他父亲生前身后的故事。1995年8月7日，高本堂在长春病逝。

关东骄子千秋烈，为国捐躯一世豪。高福源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以爱国赤诚之心为抗日救亡而献身。由于他的联络，东北军与红军才正式建立起合作关系。可以说高福源是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得第一位使者，架起了两军之间的合作桥梁。周恩来曾说：“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

朱宏启：东北历史人物研究会会长，鸿凤历史文化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