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洪启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也是匪患猖獗之地。近百年来，东北地区遭受俄、日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土匪蜂起。各个朝代当局对土匪深恶痛绝，共诛之，但都没有剿灭。

土匪，古代称响马、绿林强盗。近代叫胡子、马贼、棒子手。

据《吉林旧闻录》载“东三省马贼，号红胡子。或云昔年多用土枪，枪口有塞，系以红绒一绺，当射击时则去其塞而衔之于口，远望如红须然，此一说也；或又云当时匪人行劫，多有戴假红须以恐吓人，如梨园所演《新安驿》之类者，此又一说也；或又云，俄国流放罪人，多在边界，往往越界勾结匪人劫掠，以俄人多须而红，故以名之，此更一说也。”

《吉林旧闻录》提到“胡子”、“红胡子”称谓的三个来由道理。但接着说：“谓胡子多名最当，盖以胡地而言矣。”

这是中原人对北方“胡地”的称呼，也由此引来。

据《奉天通志·礼俗志》记载，胡子，“有称强盗曰胡子。凡有二说：一说胡子之称，起于明代。汉人即称东北曰‘胡儿’，明时，胡人往往越界掳掠汉人，见之则曰胡子。胡子，犹胡儿也。后逐沿为强盗之称；一说，昔日强盗抢劫，恐人相识，常戴假面垂红须，供以遮掩，故又称红胡子。据民间传说，从前强盗结伙劫道，他们躲在树上，手使“大抬杆”老枪，为不使枪药淌出来，他们从树上向下瞄准时就在裆处掏一把“毛”、“胡”堵上。这又是民间称这些强盗为胡子的一个说法。而胡子是北方强盗的代名词。有叫“胡匪”，也有叫“马胡子”的，这便是“马贼”称谓的开始。

匪患猖獗 

抗战胜利后，东北出现大批土匪猖獗的局面，绝非偶然。这些土匪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敌伪残余势力、地主恶霸、惯匪和地痞流氓等。

第一，日伪残余势力。日伪在东北14年的法西斯统治，形成了庞大的反动政治势力和社会基础。日伪政权垮台以后，许多流散各地的国兵、警察、宪兵、特务、官吏，又都象群蚁附膻一般，纷纷呼朋啸类，甚至纠集日军残兵败将，四处拼凑武装，企图以此做为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资本。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宣布投降之后，为制造混乱和减少当俘虏的人数，在8月19日发布的《第62号命令》中，曾指令伪“满洲国”的兵团、内蒙的“蒙王”伪军以及驻绥远的伪军各部自行解散，造成几十万伪军人枪散落在东北各地。苏联军队占领东北之后，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持治安和护路的需要，曾组织或默许了一大批以敌伪旧人员为基础的“维持会”临时政权。由于这种特殊情况，造成大批日伪残余势力散在东北各地，他们不甘心失败，乘当时战后局势混乱之机，相互勾结，结伙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第二，封建地主恶霸。东北的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恶霸地主，为了保持他们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八·一五”后，在所谓“自卫”、“保家”的口号下，纷纷组织“联庄”、“大排”等地主武装。在我们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时，他们为了“报复”和“翻把”，就与土匪勾结起来，共同指向翻身农民破坏土地改革，打击基层革命政权。尤其是“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这些地主土匪武装，又与“家理教”、“大刀会”、“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结合，欺骗和驱使某些徒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它的反动社会基础。

第三，惯匪和地痞流氓。东北历来惯匪很多，日伪在东北14年的殖民统治又造成一大批地痞流氓成分，他们是日伪残暴统治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而日趋堕落，于是也是乘此战后时局混乱、到处可以搜集和抢劫武器弹药的机会，趁火打劫，为非作歹，以图“发迹”，各霸一方。

第四，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日寇突然投降，日伪政权垮台，东北各地治安混乱，大量武器装备散落各地，一些个人野心家与投机者为了升官发财，立即活跃起来，也纷纷拉起队伍，聚集武装，树立私人势力，结帮为匪。

这些土匪武装之所以能迅速扩大和非常猖狂，最重要的是因为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和控制。国民党蒋介石在依靠美国向东北大量运兵之前，在向东北派遣“接收”大员的同时，就开始派遣大批特务、党棍、干训团潜入东北各省，原封不动地利用了敌伪的统治机构，有的将协和会改作国民党部、三青团部，以过去的伪军、警察，宪兵、特务为基础，些敌伪势力开展大规模的“建军”活动，组织各式各样谓“地下军”、“先遣队”。国民党来东北收编土匪和扩充武装的派系很多。首先组匪的是“国民党党政军东北联络部相继而来的是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活动于沈阳、本溪一带与哈尔滨附近各县。党务系统的有辽、吉、黑三省党部，例如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以“吉林地区先遣军”总司令名义共委编14个师，以吉林、长春、蛟河、磐石、桦甸一带为基地进行活动。“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系统，则以主任委员罗大愚为首成立宣抚委员会，在沈、吉哈三地成立分会，企图利用土匪进行扩军，因效果不佳，又改变组织为“光复军“，其活动几乎遍布东北各地。特务系统领导的，有何柱国系统，委派干训团特务分子高锡伯与军统特务分子林家岳勾结，在南满、东满一带，以15集团军番号编组匪伪3个军；军统特务张渤生纠集伪满军官，任用日特、宪兵，联络日军残部编组宣抚师。此外，还有马占山的挺进军、义勇军等活动于北满一带。其他如保安军、救国军等，名目繁多，系统庞杂，各树一帜，互不统一。国民党东北行营来后，企图整编统一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又派出东北9省，军事宣抚特派员，结果系统更加增多。张秀山1946年4月20日在松江省派出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关于剿匪和治安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松江的土匪很多，土匪的背景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这些国民党反动派，将敌伪、汉奸、特务、土匪，收编成所谓“先遣军”、“挺进军”，匪首有王正午、左建堂、郭海山、刘昨非、兰金甲、谢营礼、李华堂、谢文东、陈景芝、徐占海、刘名九、刘树恒，他们都是受了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及东北行营的认命。有国民党先遣军的委任状，人证物证，事实确凿。这些土匪头子，过去都是罪大恶极的汉奸，妄想升官发财的坏蛋，他们全是被任命为旅长以上的匪首。他们的委任状，在战争中我们缴获了很多，都是一块白绸一块纸就是一个官，松江土匪约1.2万以上，都是以白绸子作委任状的。由于这样，就引起了各县的叛乱，使老百姓受了许多骚扰。有一时期土匪曾一度猖獗，到处皆是。”

国民党在东北发展土匪武装的方法，就是适应当时一些日伪残余、地主武装、惯匪、社会渣滓和投机钻营分子的心理，打着国民党代表“中央政府”的招牌，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向各地派遣收编委员、联络员、宣抚员等，用加官晋爵、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扰勾结，公开收编敌伪残兵败将、土匪头子和地主武装。于是，许多伪警宪特、惯匪、地痞、流氓等，摇身一变就当上了国民党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等。例如，通化警务科长纪大作，被委任为中将军长，流氓曹兴武，被委任为先遣军总司令等等。对土匪、地痞、流氓等则利用他们要发“光复财”的贪婪本性，不仅给官，而且诱惑、纵容、满足他们的私欲，指使他们放肆地扰害群众。有的则以乡亲朋友等封建宗法关系进行拉拢。也有针对伪满汉奸、警察、宪兵、特务的畏罪心理，实行恐吓威胁强拉入伙。孔宪荣利用其以前“抗日英雄”的招牌，到处欺骗拉拢收罗匪部。还有利用东北群众当时的“正统”观念或谋求职业的心理，而加以欺骗、威胁、利诱招来的。再就是利用家理教、一贯道、大刀会等封建迷信团体，作为组匪、建军的联络和掩护工具。因此，国民党进入东北后，土匪武装发展的非常迅速而又庞杂。这是国民党广泛实施土匪政策的结果。

据东北局社会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发展的匪伪即所谓“地下军”，有16个系统，37种番号，先后加委伪军、土匪的正副“总司令”和“总指挥”33名，军长32名，师长158名。例如，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姜鹏飞，被蒋介石委任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东北一解放，国民党将其空运到东北任新编第27军中将军长等职，收编日伪警察特务土匪等。当过伪满国军、警察的崔大刚，东北光复后，成为土匪头子，被国民党收编为东北救国军第2军军长，又委任为国民党第6路军第3军中将军长。还任命关铁良为国民党第6路军总指挥，谢文东为国民党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李华堂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孟尚武为国民党第52军军长，张雨新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中将副军长，大汉奸曹兴武被委任为国民党先遣军第5战区总指挥等等。对这些土匪武装的人数，不可能有准确统计。据缴获匪伪人数名单材料表册，号称“百万”，但实际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因为大都是以少报多，有的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有的同时参加几个系统，重复报表。例如，第1战区东北挺进军第2纵队号称10万，实际不足1万人。又如哈尔滨市代书记长刘立权一身三任，一为吉林先遣军师长，二为第一战区东北挺进军支队长，三为松江保安军指挥官。有的匪伪分子为了取得官位，献媚邀功，故意编造夸大，虚报实力。如曹兴武的先遣军，对外号称40万，但当国民党令他在哈尔滨集中10万人时，仅集结了500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公开与秘密土匪武装发展最盛的时候，有各类土匪武装25余万。这是不可小视的反动武装力量。

气焰嚣张 

国民党军于1945年11月16日攻占山海关。东北民主联军节节抗击，相机后撤。26日拂晓，锦州被国民军占领。

被国民党封官加委的东北土匪武装，积极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进攻，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袭击八路军部队，颠覆新生政权，杀害革命干部，残害老百姓，制造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案。

1945年12月14日，曹兴武匪部攻打逊河县，活埋县长顾延令。几名战士被活埋。17日，土匪队伍攻破孙吴城，将驻地人民自治军40名新战士全部枪杀。颠覆了县政府。

1945年12月15日，土匪2000余人围攻长岭县城，吉长部队政委傅根深在率部解围途中牺牲。

1946年1月4日，哈西地哈尔滨市区肇州县伪县长蓬世隆率土匪队伍进攻哈西地委，地委组织部长李三，肇源县委书记刘德明、县长岳治平等6名干部惨遭杀害。

1月31日，共产党派往佳木斯市副市长孙西林、公安局长高英杰，被冲进会议室的国民党特务枪杀。

3月9日，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原东北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在抚顺、清原地区，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团长的陈德本、先遣军营长的乔万里等13股匪帮，从4月初到6月20日，先后袭击夏家堡、草市、南山城、南口前、兴隆台、湾甸子6个区政府。残酷地杀害区委书记戴树禄、张文希、姜浩，区长曹健、刘焕群、郭俊波等区干部13人。颠覆了6个区政府。

国民党收编委任的土匪武装，政治上极端反动，手段上凶狠毒辣，行动上狡猾刁钻。在八路军、新四军率先进入东北时，他们接受改编，采取“先八路、后中央”，“明八路、暗中央”的策略。当国民党军占领沈阳、长春、四平时，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划下，一批批钻进革命队伍里的土匪、宪兵、警察、特务、地痞、流氓、伪官吏、地主等反动分子，纷纷倒戈，从身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

冀热辽部队在沈阳收编伪军两个团，部队撤出城时，这两个团于10月2日哗变。

黑山、北票、锦西三处，新编部队2000余人，枪800支，被国民党土匪部队完全缴械。

北满牡丹江地区收编12个团，国民党军一进攻，就有10个团倒戈。西满骑兵第4师叛变2个团，700多人。据北满5个省统计，叛变达3.47万人。全东北被叛匪杀害干部154人。土匪在泰来县武庙子的叛乱中，枪杀了嫩江军分区司令员张平洋。

剿匪斗争 

面对东北匪患的严峻形势，东北154个县(旗)，有100个县盘踞着土匪，北满土匪有10多万人，南满有5万多人，西满和东满有7万多人。

东北局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剿匪、扩军、建立政权问题。大家认为，不肃清匪患，不消灭蒋介石这支别动队，就不能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无法在东北站住脚跟。

盘踞在东北各地的这些土匪势力，是一支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的反革命别动队。他们利用其社会影响和被国民党政府收编、委任的招牌，大肆欺骗群众，吹嘘国民党，丑化共产党，挑拨和破坏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的关系。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军事进攻遥相呼应，到处攻城夺地，建立和发展反动组织，破坏民主政权，袭击人民军队，残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截断交通，扰乱后方，偷袭、抢劫、暗杀、绑架，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不肃清国民党反动派这支别动队，就无法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也就不能有效地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就难以在东北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极为重视，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反复强调要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东北各地，并组织地方武装，大力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稳定后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指示，把剿匪作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任务，作出了一系列剿匪指示和部署。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东北各级党政机关迅速行动起来，先后共抽调1.2万名干部下乡，领导人民群众反奸清算，进行土地改革，建设地方政权；东北民主联军抽调1/3以上的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大力开展剿匪反霸。东北地区迅速形成剿匪斗争高潮。

这一阶段剿匪的重点仍在北满地区。

松江军区于1946年6月6日划分确定了各分区剿匪任务后，各部队立即展开剿匪行动。江南军分区第3团在珠河、苇河一带山区，全力追剿刘昨非、韩小胡匪部，于7月间消灭这股土匪500余人。江北军分区独立团在巴彦、呼兰两县大队配合下，肃清了大青山、蒙古山、凤山及泥河两岸土匪3000余人。由于广泛发动群众，松江地区各县群众武装组织在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26日，王明德匪部600余人向拉林县王家岗骚扰，该村农民自卫队和群众英勇抵抗终于将土匪击溃，井毙匪首“金山好”。呼兰县苔屯区乐业村自卫队只有13人，于6月6日夜英勇抗击400余名土匪的武装进攻，坚持到县武装大队赶到，将匪击退。延寿县大队对土匪采取“打”(部队穷追猛打)、“挤”(把土匪挤得无法存在)、“杀”(把罪大恶极的匪首杀几个，威慑其余土匪)、“放”(对交枪自新的土匪经教育后放回家为农)相结合的办法，收到很大效果。在兴隆区以北的股匪200余人，经穷追猛打后无路可走，终于投降。潜入哈尔滨市的大匪首、国民党“新编第27军”军长姜鹏飞，与军统特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军事委员李明信相互勾结，企图于8月28日凌晨发动暴乱，攻占哈尔滨。哈尔滨民主政权机关侦破这一阴谋后，于8月25日，一举将匪首姜鹏飞、姜凤鸣(第27军参谋处长)、张富平(第27军军事处长兼哈尔滨办事处长）等10余人捕获。8月28日晨，李明信带暴乱土匪500余人向哈尔滨进攻，立即被松江军区部队歼灭，平息了这场暴乱，李明信被俘获。进入冬季以后，中共松江省委和松江军区通过推广五常县开展冬季群众性搜匪除奸运动的经验，利用残余土匪困聚山林，处于饥寒交迫、情绪十分低落的有利时机，组织所有部队和民兵、自卫队武装搜山，开展挖匪根活动。一面组织军事清剿，一面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取得显著战果。从10月至11月的两个月中，共进行较大战斗109次，消灭土匪4275人，其中收降股匪3243人。全省还清查收缴土匪隐藏的枪支8300余支。

中共合江省委、合江军区提出“穷追猛打、根绝匪患”的剿匪方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追剿到底。合江军区第4支队和第359旅互相配合，于1946年7月初歼郭兴典、杨之范匪部，解放宝清县城，接着继续向富锦、桦川追剿，至7月12日，歼匪1400余人，俘匪团长以下875人。他们的事迹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电嘉奖。7月下旬，东安军分区部队在鸡西一带剿匪，俘“第52军”军长孟尚武、旅长刘云龙、团长李树臣等100余人。接着，又向盘踞东安、密山、连珠山等地的2000多名土匪发起攻击，毙、伤300余人，俘300余人，其余溃散。7月22日，佳南支队依据“秘密、迅速、突然、猛烈、准时、协同”的战术原则，袭击盘踞驼腰子金矿的孙荣久匪部，毙、伤、俘103人。8月初，窜扰在依兰、林口、勃利等地的李华堂、谢文东匪部，在刁翎地区与张雨新、车理珩等匪部会合，合江军区剿匪部队跟踪追击，歼匪7000余人。随着剿匪作战向纵深发展，合江军区提出“掌握情况、猛打穷追、紧跟不离、连续打击、反复清剿、彻底消灭，尤以消灭匪首为重点”的剿匪指导思想。10月18日，合江军区部队和第359旅主力在依兰县境内发起围剿李华堂、谢文东等为首的大股土匪的依南战役。经过20多天穷追猛打和进入深山搜剿，共毙匪380余人(内旅长1人、团长1人、营长1人)，缴械收降匪790余人(内有匪首杜芳延及旅长4人、团长5人)。接着又乘胜追捕谢文东等重要匪首。

匪首谢文东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任命谢文东任东北抗联第8军军长，但他很快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抗战结束后，谢文东又被国民党委任为“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纠集了一批惯匪、地痞和反动分子大肆活动，扰乱后方。在东北民主联军剿匪部队打击下，谢匪化整为零，钻入深山密林，企图伺机反扑。依南战役后，合江军区部队跟踪追击，1946年11月20日，终于在依兰以南的三道通一带山林间将谢匪擒获。

谢文东被抓获后，合江军区刺匪指挥部又从俘虏中得到大匪首张雨新隐藏在三道通深山中的线索。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东北沦陷时，他曾充当日军特务，大肆残害抗日志士。日军投降后，他又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15集团军”中将总指挥。11月27日，剿匪指挥部准确掌握了张匪踪迹后，派小分队疾驰50余公里，迅速包抄了张雨新躲藏的窝棚，将其一举抓获。

大匪首李华堂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抗日武装兴盛时期，他曾当过东北抗联第9军军长，但稍经艰苦，即叛变投敌。抗战胜利后，又投靠国民党，被委任为“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东北第6路报国军第51师”师长、“新编第27军第84师”师长等多个头衔，在合江一带骄横一时。但在东北民主联军打击下，很快成为丧家之犬，终日在深山密林中疲于奔命。12月12日，合江军区剿匪分队在刁翎与林口之间的大柏树沟搜捕残匪时，终于发现这个重要匪首，经过一番周旋，将其擒获。1946年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电祝贺合江军民取得的剿匪战果，指出：“你们继肃清谢文东股匪之后，又生擒民族逆叛伪匪巨魁李华堂，将反动派在合江境内的内应力量彻底消灭，同时，也伸张了民族正气，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捷报频传，特电嘉奖。望再努力将合江境内的一切残匪全部肃清。”

1947年3月26日，合江军区剿匪部队又将“先遣军第2军”中将军长孙荣久活捉。

至此，合江地区影响最大的匪首全部就擒，并被公审处决。重要匪首接连被擒，使当地人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也沉重地打击了残余土匪的反动气焰。合江地区广大军民密切配合，乘胜继续深入开展搜山挖匪根运动，肃清了合江境内40余股土匪。

牡丹江军区部队于1946年5月22日解放绥阳后，又于6月10日收复东宁县城，毙、伤王枝林匪部团长吴二虎以下400余人；随后，又在泊儿头屯俘匪首姜开山、吴三虎以下600余人，在红石砬子将匪首吴大虎以下800余人全部缴械。7月23日，在牡丹江北部柞木台子围剿“ 九彪”为匪首的土匪，活捉匪团长以下100余人，毙70余人。11月27日，牡丹江军区集中第2、第14团各一部近千人东进清剿土匪，至12月29日结束，历时32天，经集中力量追剿大股土匪和分散搜山清剿散匪两个阶段，作战7次，击毙土匪营长郑玉发以下23人，伤匪10人，生俘匪首占聚甫以下96人，接受投降29人，共计歼匪158人。

三代惯匪家庭出身的匪首张乐山，因相貌丑陋绰号“座山雕”，又因排行老三被称为“三爷”，在牡丹江一带，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抗战胜利后，竞被国民党委任为“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为抓获该匪，合江军区剿匪部队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1947年1月下旬的一天，牡丹江军区第2团从当地群众中得到“座山雕”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遂派侦察排长杨子荣带孙大德等5名战士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前去侦察。杨子荣等人到达夹皮沟山林中，几番巧妙地与“座山雕”派出的探子接触，经过用土匪黑话联络，互相试探，终于取得“信任”，打入“座山雕”隐居的地窝棚据点。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张乐山及其联络官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25人全部活捉，创造了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战斗范例。23日，杨子荣在同部队继续追剿丁焕章、郑三炮等匪首的战斗中英勇栖牲。为表彰杨子荣的英雄事迹，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

嫩江军区对土匪活动频繁的地区采取了追剿和驻剿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对大股流窜土匪，组织骑兵部队等主力奋力追剿；对小股零星散匪，主要依靠县、区武装清剿。1946年8月22日至25日，嫩江骑兵部队在嫩北山区塔溪、柏根里一带，歼王乃康、李云豪匪部500余人。与此同时，嫩江第1军分区及县区武装，毙伤“七点”、“天龙”、“金龙甲”、“草上飞”、“中央军后备第7旅”等股匪1300余人。仅据自1946年9至1947年3月统计，嫩江军区共进行剿匪战斗524次，收复城市10座，毙、伤、俘土匪1.5万余人。

黑龙江军区于1946年6月9日发布剿匪命令。要求各县按地区划分进行剿匪，并把剿匪、除奸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迅速彻底清剿全省境内土匪。6月中旬，第2、第3旅和骑兵团等主力部队攻下交通要道老西窝棚屯，歼刘山东匪部200余人，接着解放逊河、奇克两县城，歼匪100余人。第2旅骑兵继续北上，击溃杨青山匪部，解放瑗珲县城。8月13日，西满军区特务第1团收复呼玛县城。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黑龙江军区部队出动剿匪62次，共毙、伤匪200余人，俘匪530余人，活捉匪首37人。缴获步枪647支短枪96支，轻机枪6挺，马800余匹。曾在嫩江地区作恶多端的大匪首、国民党“东北光复军第1军副军长”、“嫩东总指挥”王乃康于11月间化装潜入瑷珲县一个村子里，剿匪部队在当地群众密切配合下一举将其搜捕擒获，并于11月21日在讷河将其公审处决，

1947年1月，黑龙江、合江、嫩江军区部队联合进剿逃窜到3个军区结合部地带继续活动的刘山东匪部。合江军区第3分区、警卫团等部由凤翔镇出发，到达奇克镇与黑龙江军区部队会合。经多路合击，于2月2日在逊河县松树沟屯南山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混成第6旅”旅长刘山东、匪首李亚洲和国民党特务陈多山、沈锡福等活捉，并击毙匪副旅长刘汉臣、团长李可臣等以下350余人。在黑龙江上游的呼玛、漠河，西满军区直属特务第1团与黑龙江军区部队又歼灭刘山东残部第23团匪部，击毙匪首张伯钧。3月至4月初，先后解放北疆重镇呼玛、鸥浦、乌云、漠河4个边境县城。

在松花江以南的西满、东满、南满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处于犬牙交错状态，剿匪斗争是在更加艰难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一面坚决打击国民党对南满的重点进攻，一面利用各种时机清剿当地土匪。1946年8月下旬，苏和巴特尔、敖木喇嘛等匪部600余人围攻科尔沁左翼中旗民主政权和当地群众，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闻讯迅速赶到，将匪击溃。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4团在泰来大五家子、沿江屯一带.歼刘鸣久匪部数十人。第8旅骑兵团在杏树屯击毙罪大恶极的匪首王克复、傅金生、许天春等30余人，俘70余人。1946年8月，新四军第3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9月，由新四军第3师第8旅改编的第2纵队第4师，又在泰安境内将“十八省”、“天边扬”等股匪300余人大部歼灭。9月26日，第4师一部和长安支队在伏龙泉附近，歼“嫩江队”匪军500余人。10月下旬，由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改编的第2纵队第6师，在伊盟塔击溃骑兵土匪一部，又在哈尔套歼“铁石部队”残余匪部500余人。至此，原新四军第3师部队共毙、俘土匪5570余人，接受投诚人员1100余人。10月，索伦镇土豪劣绅武克甲在国民党地下党部策动下，制造反革命暴乱，杀害索伦扎嘎尔旗长兼教导团团长等7名干部。内蒙古骑兵第1师闻讯赶到平叛，活捉武克甲等40余人，促使70余人投诚。与此同时，各县区武装大力发动群众组织清匪情报网，实行10家联防，5家联保，互相监督，清查残匪。凤城县大队经两个月搜捕，收降土匪160余人。安东第4军分区仅在1946年10月一个月，就清剿散匪245人。辽南第2军分区于1947年上半年进行清剿散匪战斗54次，共歼匪20余股、1000 余人。

另外，在这一阶段，各部队、各地区都把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与锄奸反特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东北的土匪实际上都是在国民党地下组织和特务分子操纵指挥之下建立、发展和进行活动的。匪兵一家、匪奸一家、匪特一家，是东北匪情的一个明显特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所属特务组织普遍在东北开办各种党务、青年宜抚训练班，建立各种团体，进行反共宣传，大搞特务活动。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各地建立了“别动队”、“铁血团”、“坚毅队”等组织。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签亲自在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地组织成立特务组、分组、站、分局以及9省特别组，全东北共计有区、站、组等特务机构50多个。这些特务组织搜集情报，组织特务武装，进行爆炸等恐怖、破坏活动。据此，各级党政组织和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军区、分区采取联合行动，城乡齐动手，大力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到1947年上半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在铁路沿线城镇破获了大批特务组织，普遍摧毁操纵匪特组织的国民党各级党部。据不完全统计，共挖出33个特务组织，逮捕各种特务分子3029人。

东北剿匪斗争的胜利，彻底肃清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收编和潜伏的土匪武装和长期肆虐于东北各地的惯匪。据不完全统计，在历时4年多的剿匪作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共剿灭土匪武装20余万人，其中捕获国民党加委的土匪性质的上将2名、中将12名、少将59名，击毙中将2名、少将7名。这一伟大胜利，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站稳脚跟，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东北地区的剿匪斗争，是与对国民党正规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密切结合和相互呼应的。正面作战的胜利，推动、鼓舞着剿匪斗争的胜利；剿匪斗争的胜利，也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正面作战的胜利。剿匪斗争的胜利，锻炼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并为正面战场作战的野战军主力提供了稳定的后方基地，提供了包括二线兵团在内的雄厚的人力、物资保障，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并对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东北剿匪斗争的胜利，是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与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战的结果。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献出了热血和生命，杨子荣等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