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吉林省筹备专业剧团汇演，敦化县文教科责成我为县评剧团创作参演剧本。经过半个多月日夜兼程的苦拼，我终于在一摞稿纸的末页写下“剧终”二字，长出一口气，心里燃烧着为县里争光的热情。

 我带着剧本去向领导汇报，文教科长在评剧团的办公室等候，他身旁坐着团长和专职编剧，两人面前各摆着一摞装订整齐的稿子。

 团长、编剧和我依次读完自己创作的剧本，科长和团长商议以后，宣布采用我的稿子，提出几条修改意见，让我回去再下功夫。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开，团长热情地出来送我，问：“刘野，你父亲在哪儿呢？”

 “我父亲让日本鬼子抓去以后没有音讯。”

 “啊！”团长笑呵呵地拍拍我的肩膀。

 三天以后，文教科的“人事”找我，让我把工作交出来，到一小学去当老师。

  如雷轰顶！我一下子懵了。  

  问：“因为什么？”

 “这你就别问了，是县委的决定。”

 我万分悲痛地离开县文联小黄楼上秘书一个人专用的办公室，走进一小学大平房30多人共用的教员室，被众人用惊异的目光扫描，心如刀绞。

校长分配我做六年三班的班主任。

我来到班里，又引起瞩目。在50多名学生里，我发现有一个男生的神情奇特，目光锐利，一会儿打量我，一会儿扫视全班。通过点名，知道这个健壮、大个儿的学生名叫解守阵。

我用十多天时间，和学生们一个一个地谈话，了解到解守阵是班里的“大王”，平时为所欲为，同学们对他敢怒不敢言。

放学后，我清空教室，和解守阵面对面地谈话：“解大王，你好？”

他大吃一惊，瞪大眼睛不说话。

“听说你手下有两个‘随从’，你指哪儿他们打哪儿，他俩是谁呀？”

 他更吃惊，不回答。

 “你给同学们起过不少外号，有些人还给你送礼，你知道他们心里愿意不？”

 他的脸憋得发红，还不吱声。

“你让同学们把课桌一层层地摞起来，你坐在最高处，让大家向你叩拜，感觉很爽，是吧？”

 我看他心里好像着了火，就要爆炸，就放缓口气，温和地给他讲了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问：“座山雕好，还是杨子荣好？”

 他憋不住了，挺直脖颈，说：“我们是玩儿。当然是杨子荣好啦，座山雕是坏蛋，都枪毙了！”

 我顺着他的思路给他讲，杨子荣好，是因为他做好事，舍身为民除害，大家敬爱他；座山雕坏，因为他丧良心，穷奢极欲，祸害大家，众人都恨。咱们要做大家喜爱的人，不要只图自个儿痛快，让别人痛苦，怨恨……

 我的话使他的情绪渐渐地平和下来。

 我给他一本带插图的书—《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让他好好看，学做大家喜爱的人。

 他寻思一会儿，点了点头。

 从此，在课堂上我和解守阵的目光经常碰撞，我向他提问，他愿意回答……

 不断沟通，我了解到，解守阵自幼喜欢在收音机的“小喇叭” 里听孙敬修讲故事，听王刚讲评书，他看过“四大名著”的连环画，听过大哥讲《烈火金刚》，他还看过《青春之歌》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原著，随同邻居大哥做过幻灯机，用玻璃片儿绘制《三毛流浪记》和《鸡毛信》的幻灯片，放给同学看。

  我感觉解守阵非常聪明，有强烈的追求欲望，是一块好材料，心想，可不可以让他接替我，继续做“文学梦”呢？

  我送给他一期《少年文艺》，让他细看，书里都写了什么，是怎么写的。解守阵恭恭敬敬地接过杂志，说：“行！”

  我的“文学梦”，是无数“伯乐”无私帮助做成的。

  1954年末，上海《新少年报》的编辑收到我写的儿歌《滑冰》，回信说：“冬季快过去了，稿子明年发表。”第二年初冬，报纸果然套色，插图，刊出了《滑冰》，我成了敦化地区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敦化县文教科的“人事”看到报纸，查明了作者是威虎岭村小学的教师，在1956年呈报我参加吉林省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让我确定了一生的文学志向；1958年，《长春》文学月刊的编辑细心看我写在大白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推敲润色，在10月号上推出小说《开头》，第二年10月收入《吉林省建国十周年文学作品选》，并授予“建国十周年文学作品奖”，把我列为重点作者，每年招去培训两次；县里把我调进文化馆分管文学；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吸收我为会员，理事；1963年，延边州在《延边日报》上配发社论，公布“延边十年来优秀作品、表演奖获得者名单”，把我和两位汉族的翻译家列入其中；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明到延边来，和我签订小说出版合同，并让我写一篇《延边速写》，带回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

 这时候，国内极左的政治风暴已经形成，在思想、文化界响起了“杀、伐”之声。老资格的评剧团长很想去省里展现自己写剧本的才能，视我为障碍，去县委放话：“刘野的家庭有政治问题，不能让他占据重要的文化阵地，到处发表作品！”

县委宣传部长热爱文艺，原来大力支持我在敦化创建吉林省第一个县级文联，创办文学刊物，组织以张笑天为代表的创作队伍，把作品发表在省内外很多报刊上，形成灿烂夺目的“敦化文学现象”，还促成延边大学创办青年作家班，培育后备力量……

老团长气势汹汹的揭发，令部长十分震惊，他思虑再三，不得不审时度势，“政治挂帅”，忍痛让我离开是非之地。

我红红火火的“文学梦”倏然破灭，不准再写作，不准发表作品，签订的出版合同作废，《人民文学》已经签发待印的稿子也被撤下来。

 多么遗憾，多么痛苦！

 我没读过师范，只上过二年小学，15岁时，因为能弹着脚踏风琴唱歌，被县里破格允许参加考试，录用为教师，只教音乐课。近十年来，在省里参加读书班和创作会，被作家和学者们灌输了满脑子的“文学营养汁液”， 现在被逐出文学“阵地”，来教小学生，没有用处了。

 上算术课，我没有多少“话”说；上语文课，脑子里面活跃的东西就想往外流露，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詩句啦；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的故事啦，等等。学生们听了有些吃惊，但挺感兴趣，特别是解守阵，一听就入迷，常常会顺着话茬儿刨根问底。

上作文课，我让同学们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写日记，积累素材，讲过俄国小说家契诃夫行医，每天写人物速写，信笔记下“怀孕的女人像袋鼠”的趣闻，学生们听了笑个不停。

 渐渐听多了，他们对文学的兴趣逐渐浓厚了，我的“流露”逐渐随心所欲。有人知道我在报刊上发表过作品，让我说说都是怎么写的。我陆续地讲了《山梨熟了》、《带血的脚印》、《青春曲》、《给儿媳妇的信》等等，从感受生活，提炼构思，到写作修改的过程。

 解守阵看书多，爱想问题。他看了赵树理和马峰的小说，对我说：“他俩写的都有意思，我爱看。”

 他说这话我很高兴，让我想起在读书班上，有专家讲文学流派问题，情不自禁地说：“他俩都是汾河水系山西‘山药蛋’派的作家，作品都在土气里显现俏皮；延河水系陕西‘黄土高原派’的作家就不一样，作品优雅，含蓄。明天我拿来王汶石的小说《新结识的伙伴》你看看。”

 那时候，全社会掀起了学“毛著”，学雷锋的热潮。我审时度势，号召全班同学加入这个潮流。解守阵积极响应，他浏览《毛泽东选集》，背诵了“老三篇”，每天听广播，带头在班级内外搞卫生，帮助学习差的同学补课，搀扶有残疾的同学上下学，在家里找活儿干，给邻居家老人读报纸，讲故事……

我让他把这些事情一一地讲给我听，然后给他一本稿纸，让他把说的都写在纸上。

他不负我望，放学回家去写，上学拿来我看，用一笔一划的钢笔字，在稿纸上详细记录了他的想法和行动，我由衷地赞赏，谨慎地提出些修改意见。他相信我的话，继续学，继续做，继续写。两周以后，形成了一篇内容详实的讲用稿，我召开班会，让他向全班同学宣讲。

他落落大方，先向他从前欺负过的同学道歉，然后讲他要向“低级趣味”告别，要学做好人，做好事，要有出息。

同学们都很震撼，高兴地向他微笑，为他鼓掌。

第二天，四班的田老师找我，邀请解守阵去他们班讲讲，接着，二班也邀请他去讲，整个六学年为之一振，“解大王活学活用”成为大家的美谈。学校的领导十分高兴，让我帮助解守阵再推敲，形成了一篇5000多字的讲用稿。1966年“五一”节前夕，解守阵在学校操场的讲台上为全校师生宣讲了他学“毛著”的心得体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解守阵成为小学生里的明星。

 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县委机关有造反派拿着我起草的《敦化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章程》批判宣传部长；评剧团的造反派拿着团长创作的汇演剧本批判团长；张笑天在学校里一天就被贴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有人揭发他的“后台”是刘野；一小学的造反派闻风而动，贴大字报惊呼：“敦化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总根子隐藏到这儿来了！”还说“解守阵的伯父有历史问题，树立他为学‘毛著’的标兵，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不久，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认定我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观察使用，把我“借”到县工业管理站去写材料。我大喜过望，非常珍惜重新获得的写作机会，诚惶诚恐地去工厂采访，小心翼翼地写出一篇通讯《点头还是摇头》，胆胆突突地寄给《人民日报》，没几天，居然在显著位置刊登出来，还被中央电台广播了，在职工群众和党政机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恢复了自信，抓紧利用失而复得的写作权利，马不停蹄地深入厂矿，夜以继日地写作，把多种体裁的稿件连篇累牍地寄给报社和电台，和文教部的编辑恢复了联系，又和工商部的编辑、记者们熟悉起来。

工业管理站调查确认，我父亲是为苏联送情报，被敌人杀害的，立即吸收我入党，还进入党委分管政工。

 解守阵被招工进入了铁路安图采石场，用铁锤、钢钎和风钻在山岩上打眼，放炮。我嘱咐他，不论多苦多累，也要听广播，看报纸，练文笔，搜集工友们的好思想，好言行写黑板报，写成新闻报道寄给我，由我转给报社和电台的新老朋友，请他们编发，并请他们把解守阵吸收进通讯员队伍，参加学习班学习。

 解守阵以惊人的毅力展现才能，从业余通讯员学习班起步，契而不舍地跨进了《延边日报》的编辑部，当时事编辑、划版样，学啥会啥，干啥像啥，越干越好，心想事成地当上了要闻版编辑，在出色地完成《说长道短》、《边陲纵横》、《今日延边》等专栏编辑任务的同时，还参加重大典型报道，他采写的青年工人典型长篇通讯,在《延边日报》头版头题,配“本报评论员”评论刊出，获得了延边州“好新闻”奖。报社领导赏识解守阵超强的能力，任命他为记者群工部主任，成为多位老编辑、老记着、老干部的领导者，其中，有两位是我曾经恳求过的，请他们帮助解守阵发稿子，进报社。

我回到文化系统走上领导岗位，评剧团那位曾经排斥我的团长觉得尴尬，到我家来，说“刘野局长领导全县的文化工作最合适！”

这时，延边州委组织部来人谈话，说州文联卢维义副主席（原敦化县委宣传部长）即将退休，经他推荐，组织考核，决定让我去接任。

我感谢老部长的知遇之恩，但放不下为敦化文化系统建馆舍，建队伍，创业绩的三个心愿。

我谢绝了州里的任用，立即开始为县文化馆建设新馆舍，去州政府请求资金，在返回的路上遭遇车祸，解守阵闻讯在第一时间赶来，把我背到担架上，送进医院处治。随后，又与图们铁路分局联系，把救护车开进延吉火车站站台，将我连同担架一起抬上行里车，送回敦化医院治疗。

 1988年，延边州出版报告文学集—《金达莱的芳香》，解守阵采写敖东制药厂厂长李秀林，我采写水暖器材厂厂长金东，两篇作品在同一本书里出现，并一同被贵州人民出版社出书选载，我们心里都有一样的幸福感。

1990年，解守阵调入吉林日报社，他用业余时间主编48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中华娱乐大观》，请张笑天作序，委我以副主编的责任，并编写《戏剧篇》、《曲艺篇》和《乐器篇》，工作量大，但很有情趣。

我唯一的一次出国，是解守阵安排的。1996年他出任吉林日报珲春记者站站长，以非凡的亲和力和组织能力与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福贵共同倡导召开了“首届东北文化与文学研讨会”，邀集国内几十位学者来珲春，其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著名诗人张洪波等等，他通知我去参加，并安排上主席台。会上交流热烈，会下活动红火，公木先生亲笔签名，向与会者赠送他的诗集《我爱》，解守阵微笑着站立身旁。会场里和珲春的大街上，时时播放公木作词，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英雄赞歌》，“风烟滚滚唱英雄……。”令珲春人和与会者都心血沸腾。解守阵组织大家从圈河口岸跨境去朝鲜旅游，他陪同年老体弱的公木夫妇在珲春活动，安排时任《天池》杂志主编的好友刘德昌与我同行，大家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2009年，《生活快报》与企业共同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征文。时任吉林日报社长春分社社长兼生活快报社社长的解守阵邀我出席在省宾馆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给我创造了一次和老朋友聚会的机会，使我与多位资深的老编辑、老记者重逢。会上我与吉林省文联和作协主席张笑天、曾任吉林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作家鄂华一起坐在主宾席上亲切交谈，由张笑天为鄂华和我颁发“特别贡献奖”。

解守阵是这次活动的策划与组织者，但他没上台，没讲话，又像上次在珲春开会一样，很多时间站在我们几个人的身旁，会心地倾听我们叙谈。后来，张笑天在《追求》的序言中写道：“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又回到60年代初，真的是往事如烟”。   

2010年，解守阵要为我出版作品集，我说；“老作品没人爱看，不出。”他说：“老作品记录那个时代的历史，更有意义。”他协助我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汇集起来，定名为《追求》，请张笑天作序，张洪波设计，由吉林文史出版社高质量地印制出版，让我的“文学梦”成为一个有形体，后来多次获奖。

2016年吉林省出版《文化吉林》丛书，解守阵和我一起被收入“敦化卷·文化名人”章，载入史册。

多年来，每到除夕之夜，解守阵都用电话给我拜年。今年通过视频交谈，他无限感慨，从除夕23点到次日凌晨3点，以《植根沃土待春华》为题，用手机一口气写出5000多字，回忆渐行渐远的往事，抒发师生间无比深厚的感情。文章被好友看到，在九月九日教师节的前一天，发表到《观网﹒东北在线》上，陆续被三万多人次浏览。当年我们那个“六年三班”的同学，现在虽然都已70出头，分散在各地，但情谊始终如一，纷纷用微信赞赏，共享珍贵的同学情和师生情。身在荷兰的学者王鹏令，是我和解守阵情同手足的挚友，他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也发出感慨：“忆往昔，平凡日子情意浓”。

解守阵用5年时间，写100多万文字，辑数百幅照片，记录个人的经历、记录家庭的历史，记录亲人和朋友们的交往。在4大册《备忘录》里，记叙我的文字和照片随处可见。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也写5000多字，以志纪念。

           2023年中秋 于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