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近葵，原名蔡宗康。1915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平庄，毕业于哈尔滨政法大学。1933年秋党组织派其到珠河抗日游击队当宣传员，同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任珠河团县委秘书，双东区团委书记。1934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稽查处长、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后相继担任抗联三军五师政治部主任、一师师长兼哈东游击司令。

1936年初冬，第五师由景永安、蔡近葵率领50余骑兵和200多步兵，为护送北满临时省委代表朱新阳过境赴苏，经汤原、鹤立，夜行露宿，到达黑龙江边的萝北县城。于1936年11月末，联合当地义勇军、山林队共400余人袭击了萝北县老金沟火烧营采金场，解决了部队的装备和给养，补充了兵员。经过3天的休整，继续北上，进攻佛山（今嘉荫）县城。

佛山位于黑龙江沿岸，是国境线上的军事重镇。城内除伪县公署和伪警察署外，还驻有伪国境监视队一个连，并设有电台。我军经过周密侦察，于同年12月1日，兵分三路向县城发起攻击。首先捣毁了无线电台、有线电话，切断县城与外部联系，使县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收缴了伪国境监视队、日本军官等30人的枪械。打开监狱，释放了8名“国事犯”，火烧了伪县公署、伪警察署、伪国境监视队和日本参事官宿舍以及电台。整个县城彻夜通明，一片火海，日伪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四散溃逃。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伪县公署吉村参事官、五十岚指导官及10余名伪警察招架不住，仓皇逃向黑河。吉村在途中冻死。佛山守敌二十七团三连一排在桥本中尉指挥下，负隅顽抗，激战中，桥本被我军击毙，其余人员狼狈逃走。战斗持续到次日午后2时，佛山县城被我军攻克。

这次战斗打死日军9人、伪军3人，其中有日军副队长桥本、伪警长董宪洲。打伤日伪军8人，俘虏8人，包括伪县长夏虞卿。还解除了日伪国境监视队武装，缴获步枪50支，手枪1支，子弹1185发，公用被服489件，马93匹，现款万余元，沙金百余两，电台1部，还有一批重要的军事地图与日伪秘密文件。烧毁了伪县公署、伪警察署和日本参事官住寓。我军进城3天后，安全撤走。

我军进城时，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城内到处挂起红旗，老百姓还送来肉类食品慰劳我军。镇内商店照常营业，群众对我军纪律严明非常赞赏。我军在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政策，百余名青壮年参加了抗联。嗣后，敌人报道说：“此际县城变成匪团的乐园，到处悬挂红旗，积极进行赤化煽动……”

佛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伪三江省汤原、萝北、绥滨一带的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不仅有力地声援了第三军西征部队，而且也完成了护送北满省委代表朱新阳赴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的任务。不久部队便胜利地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1937年冬，北满党和军队领导人根据东北抗联孤悬敌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相互隔绝的实际情况，为摆脱困境，解决各部队存在和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谋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并通过苏联打通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取得党中央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在此情况下，同年11月26日，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致信与自己有师生之缘的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布留哈尔（即加仑）元帅及联共（布）军党委员会，介绍了中国东北抗联部队面临的困难，向苏方提出支援军事器械、药品和协助军事技术培训等要求。同时请代转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热切盼望与党中央早日取得联系。12月，原抗联六军第二师代师长陈绍滨率交通队从苏联返回，并带来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部邀请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去苏联研究配合行动问题的信。

北满临时省委得到消息后，迅速于12月19日，在依兰县东杨家沟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冯仲云、张寿篯、张兰生、魏长魁及蔡近葵、戴鸿宾、陈绍滨等抗联领导人商议，决定派赵尚志为代表到苏联去求援，通过共产国际寻找中共中央领导的组织关系。同时约定在赴苏一个月后，派部队到边界迎他回国。会议还决定了冲破敌军对北满抗联部队重重包围的计划，决心迅速改变抗联部队在三江平原老游击区过分集中的现状。只留六军一师在江南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伺机打击敌军的弱点。同时还决定由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带领六军二师部队过松花江，北去攻打梧桐河金矿警察队；戴鸿宾军长率领三军一师一个团及六军二师二十八团、六军直属特科连，相机进攻黑龙江沿岸的萝北县城。

1938年1月下旬，赵尚志军长带领警卫员郭禄、少先队长王明发、小黄、马青山、老朱、小陆、吴副官（六军）等人，由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率领40余名战士护送到黑龙江沿岸，从萝北县名山附近过江进入苏联。

赵尚志进入苏联后，张寿篯、戴鸿宾各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萝北、绥滨游击区活动半个多月，打击了梧桐河、都鲁河、太平沟等金矿的警察队和绥滨县境内的农村警察署，取得了胜利。

1938年二月初，抗联第三、六军部队集结在萝北县公义永。收缴了公义永自卫团的武装之后，在张寿篯、戴鸿宾的主持下，召开了三军与六军团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决定由六军政委张寿篯率领二师师长张传福部队攻打鸭蛋河（现凤翔镇）；六军军长戴鸿宾、三军九师师长李振远率部攻打肇兴镇（原萝北县城）；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率部负责攻打肇兴镇南大营。准备以胜利的战斗迎接赵尚志回国。张寿篯和戴鸿宾分别作了战斗动员和部署。

2月3日，张寿篯、张传福率领六军二师、三军十师200多人，扫清了鸭蛋河镇的外围敌人据点，因前来应援的炮兵未能准时到达，故临时改变了进攻鸭蛋河镇的作战计划，当即撤离到都鲁河、老龙岗一带活动。

戴鸿宾、蔡近葵、李振远率领由三、六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配备轻机枪10余挺，迫击炮1门，兵分两路，于2月4日晨对萝北县肇兴镇发起进攻。第三。六军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伪警察分驻所防御工事。负责攻打肇兴镇的戴鸿宾军长和蔡近葵师长商定，待部队运动完毕，由戴鸿宾军长鸣枪为号，两处一起发动进攻，争取天亮以前结束战斗。2月4日1时许，第六军军长戴鸿宾、第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率领三、六军组成的500余人的骑兵队伍，前往肇兴镇，占领了距城8华里的三马架屯和距城4华里的上街基屯。由于艰难的雪地行军贻误了战机，到达西南门外已经破晓时分。但是戴鸿宾军长认为，虽然原定在这个时间结束战斗的计划不能实现，但考虑到部队已布防到位，日伪军和警察署尚未察觉，于是果断地鸣枪通知蔡近葵部队。2月4日晨3时20分，两支部队同时发动对肇兴镇（原萝北县城）的猛攻。

抗联三、六军首先以部分兵力摧毁了西门警察分驻所的防御工事，击毙了所长崔子彬，打死打伤警察、自卫团员10余名。占领西门警察分驻所后，戴鸿宾亲自指挥六军和三军九师200余名队伍迅速包围伪县公署，利用民宅和小学校房舍为掩护，以迫击炮和轻重机枪、步枪向伪县公署大院的敌人猛烈射击，一度迫使日本官吏、警察、伪职员、日本人家属全部龟缩在伪县公署大院负隅顽抗。但因为我军炮弹受潮失效，40发迫击炮炮弹放了38发，一炮没响。仅以轻重机枪、步枪射击两个小时，始终未能打开缺口。虽然攻进县城西门，但守城敌军负隅顽抗，伪县公署和伪警察署等重要机关未能攻克。

此时，三军100多名战士在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率领下，正在钳制日伪南大营兵力，同时以民房为掩护，向日军射击。鉴于牵制任务已经完成，蔡近葵师长带领部队迅速撤往六军阵地附近，与戴鸿宾部汇合。不料南大营日军已经尾追而来，关键时刻，戴军长命令身边迫击炮连二班向日军开炮，这关键的一炮终于响了。日军不知虚实，吓得龟缩回营。此时，戴军长见天已大亮，命令炮班校正炮位，将最后一发炮弹发到对岸苏联境内。目的一是鸣炮通知江北赵尚志军长，抗联部队已经执行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来此相接。二是使苏军误认为是日军所为，引起不满，促使苏军进行反击。果然不久，苏军就陆续向肇兴镇发炮，牵制住了南大营日军的行动。

拂晓时分，三军获知日军派出大批兵力来援，为避免和减少部队战士的伤亡，遂主动撤出县城。把队伍集中在肇兴镇西面一带作短暂休息。此时年刚过，又打了胜仗，指战员抓紧时间，兴奋异常，忙着包饺子、炖猪肉。正在此时，哨兵报告从富锦方向开来三辆汽车日军，已经进入镇内。戴军长下令，部队往西面上街基方向撤退。部队西撤途中，载有日军的汽车也向西疾驰，敌我首尾相距越来越近，我部队已经接近上街基村东大院炮台。戴军长断定日军是要抢占炮台，果断下令占领炮台。跑在最前面的六军二十八团郭复东团长和一名老机枪射手，迅速抢占了东南炮台，架起机枪。激战中击毙日军板坂大尉（关东军第四师团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第七中队中队长，死后被追晋为少佐）以下18名。第二辆汽车上的日军看到情况不妙，立刻跳下车来，不敢冒进，只得沿借江堤有利地形往上街基村远距离射击。此时，戴军长令团长郭复东、警卫员刘树海、冯奎武、机枪射手等5人断后，便立即组织队伍撤至上街基村，并迅速占领村内三个炮台和地壕。

上街基村内有三个大院，大院四角都设有炮台。戴军长指挥部队在东大院东南、东北两个炮台布下火力。东北炮台迎击沿江堤上来的鬼子，东南炮台迎击从苞米地上来的鬼子，对正东上来的鬼子，两个炮台用交叉火力予以遏制。中间大院为后备力量，补充东大院一线兵力、子弹和伤员的接应。西大院为指挥所，由戴军长坐镇指挥。

上街基激战在日军的记录上也有记载，“昭和十三年2月4日，萝北县城上街基附近，第7中队长板坂大尉（所部）与赵尚志匪（骑马匪）交战。队长以下18名壮烈战死”。其后虽有日本警尉森岛、日军中尉伊藤以下20余名前来助阵，却仍受我军强大火力压制。但此时我军伤亡也很大，而日军虽无反攻之力，却未被打退。

下午3时，驻绥滨县复兴屯的伪军部队乘汽车前来增援，双方在公路两侧展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到天黑，我军子弹将尽，又无援军，且敌军援兵已将我军退路切断，战局对我军渐趋不利。危急关头，经过临时磋商，戴鸿宾等决定率队过江进入苏境与赵尚志会合。这一仗，抗联部队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其中有41名日军毙命，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肇兴镇战斗中，由于敌军大批增援，我军伤亡较大，战局对我渐趋不利。危急关头，戴鸿宾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蔡近葵（三军一师师长）、李振远（三军九师师长）、郑洪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徐文彬（六军军部宣传科长）、郭复东（六军四师二十八团团长）、赵秉义（六军保安团团长）、陈维哲（即张德、三军参谋）、彭焕书（团长）。蔡近葵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议退入苏联。其理由一是我三、六军部队在肇兴镇战斗中消耗子弹过多，如不及时补充难以继续战斗。二是突围过程中，我三、六军部队负伤30余名，如不及时治疗势必造成重大减员。三是入苏境可以与赵尚志军长会见，并接他回国领导抗战。与会的全体干部一致赞成蔡近葵的意见。

2月4日深夜，戴鸿宾率领三、六军400余名指战员，越过冰封的黑龙江，到达了苏联境内。通过临时指定的翻译陈维哲（现名张德）向苏联边防军说明了攻打萝北县城、抵抗日军反扑的激战经过以及越境入苏的目的之后，便由一名苏联军官带领到一个集体农庄附近的几栋空房里等候处理。而伤病员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据六军战士冯奎武回忆，过江后在苏联斯大林斯克治病。自己做了两次手术。休养了一个多月又让转移，集中将近500余人，苏军用了21台汽车，把我们送到伯力。我们九个人被送到医院。其余人不知去向，后来听说送到新疆。

经过协商，苏联政府决定，只送戴鸿宾一人去伯力会见赵尚志，其余人员全部遣送新疆。当时戴鸿宾对苏联的上述决定大为吃惊，很不理解，仍然要求苏联政府改变决定，允许这支骨干队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结果没有得到苏方的同意。

戴鸿宾见状便要求会见赵尚志，得到允许后被送往伯力远东军区内务部拘留所，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赵尚志，但是他再也没有回到自己队伍身边，而是在这里与赵尚志、祁致中，共同度过长达一年半的羁押岁月。戴鸿宾走后，指战员焦急如焚，无奈戴军长一去不复返。几天过后，苏方来了几名官员，告知部队要将其送往新疆。三军一师蔡近葵师长表示反对，声称没有戴鸿宾军长的同意不能擅自行动。苏方官员哄骗称，在火车站可见到戴鸿宾。就这样，这支抗联部队上了汽车，被送到火车站，但并没看见戴军长，却被一队苏联红军护送上了火车。经过十多天的行驶，到达阿亚古斯车站，又在这里坐汽车行程300多公里，来到巴克图口岸，就这样被遣送到了新疆，落入盛世才政权控制之下。

赵尚志等北满抗联领导人被迫滞留苏联，以及抗联第三、六军500余名骑兵被遣送到新疆，严重削弱了抗联第三、六军的战斗力，给北满抗日游击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

1938年2月，肇兴镇战斗失利后进入苏联。4月，被遣送到新疆，留下100多名青壮年战士到教导团当兵。其余的指战员送到伊犁去屯垦戍边。蔡近葵、陈维哲、徐文彬、赵秉义四人到新疆省财政厅工作。由财政厅厅长周彬（即毛泽民）进行具体分配。在与这四人谈完话后，蔡近葵到乌什县就任税务局长，陈维哲到金库科工作，徐文彬到财政专修学校任事务主任，赵秉义到且末县去工作。郑洪涛及连以上干部送往军事学校学习。这时，盛世才将抗联三、六军这五百余名指战员完全拆散。从此流落新疆各地，各自谋生。蔡近葵先后担任新疆乌什、沙雅、哈密、木垒河税务局局长。1949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七师，任政治部秘书、股长。1954年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计院任档案员、计划员，1966年3月到农三师48团机修连任会计，1973年11月病逝。

蔡近葵妻子于桂珍，满族，192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1936年7月参加东北抗联第三军，任三军被服厂战士。1937年由赵尚志介绍并主持与抗联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婚礼，同时结婚的还有李兆麟和金伯文。1938年2月，于桂珍随蔡近葵率部在萝北作战失利过界到苏联，遣送到新疆。于桂珍是抗联第九军副官长于祯的女儿。2015年2月26日，于桂珍在乌鲁木齐去逝，享年94岁。   （朱宏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