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敏（1904-2002），原名刘煜、刘琨，曾用名刘一成、刘义德，河南省滑县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委。“九·一八抗日宣言”的起草人。

1904年1月5日，赵毅敏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一个书香之家。1909年至1917年赵毅敏在本村读私塾，后在县城读书。1917年秋考入省城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校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毕业，赵毅敏转入河北大学学习。1924年赴法勤工俭学，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因参加与声援“五卅运动”而被法国当局逮捕，后经法国共产党营救出狱。于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1月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到苏联入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士同班读书。1926年7月，赵毅敏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兼任东方大学共青团团委宣传部长。1928年11月，赵毅敏在东方大学毕业回国，先后在哈尔滨、绥芬河等地做共产国际交通局联络工作。1929年冬，赵毅敏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审科科长，代理部秘书长。

1930年5月，赵毅敏调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0月兼任奉天（今沈阳）市委书记。1931年2月省委改组，仍任常委、宣传部长，在白色恐怖下，参与领导满洲省委坚持地下斗争。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奉天。第二天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时局势，研究如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而进行斗争。会议决定，要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发表一个宣言。由宣传部长赵毅敏起草了近两千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

宣言公开申明中国抗日的17条主张，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所以然采取的步骤”，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北军队、工农兵、劳苦群众“发动战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这一号召反映爱国军民的心愿，深得军心民心，掀起了东北地区自发抵抗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后，奉天的斗争更为严峻，日本宪兵公开在大街上盘查搜捕行人。11月23日，他在奉天被捕，在宪兵队受尽酷刑，仍严守机密。由于叛变革命的原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指认，被判处五年徒刑。

1937年1月23日赵毅敏在苏联写有一个材料，他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变成了恐怖城市，每天每时都在搜索逮捕、枪杀。沿街检査行人的情形，时常发生。一天，满洲省委的军委负责人（廖如愿）和宣传部秘书（杨贤泽）在街上通过的时候，被日本警察在寥如愿身上找出一封信（信封内有反日小报一份），于是乎他们就被捕了（他们被捕的情形是我在以后才知道的）。

杨贤泽和寥如愿是住在一起的。第二天早晨，满洲省委书记（张应龙）曾到他们（杨和寥的住所）家中去了一次，当时杨、寥之妻曾告诉张应龙说:“昨天晚间杨、寥都未回家，大概是被捕了”。可是张应龙丝毫不知介意，午间又到他们家中去了一次，不料这一次去的时候，杨贤泽因受刑不过，已经把自己的住址供岀来了，这样就又抓去了张应龙。我的老婆李伍先因事到杨家去，已遭逮捕（这些情形我也是在以后才知道的）。

杨贤泽虽因受刑不过供岀自己的家，但杨贤泽和寥如愿都不知道我的住址。知道我的住址的除伍先之外，就是张应龙，因为张应龙当时是和我一块居住的。但伍先被捕之后，并未供出我的住址，而张应龙却因受不了刑，供出了我的住所。张应龙供出我的住所和告诉日本宪兵“伍先就是刘的老婆”之后，日本宪兵就把伍先带到了家中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张应龙在未叛变、未供出我的住址之前，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当他已经知道杨、寥有被捕的可能的消息以后，不仅没有通知我们，而且自己又冒险到杨贤泽家去了一次，致遭逮捕（这些情形都是张应龙以后亲口说的）。

张应龙和伍先之被捕，我当天一点也不知道。夜间，他们两个虽然都未回来睡觉，但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因为张应龙当时在训练班上课，常不回家，伍先因在妇委工作，或许不能回家了）。所以我当时想到他们有被捕的可能，但不敢确定。次日早晨（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将此事告诉了省委其他同志（罗登贤、张大权、贺承［何成］湘）。大家讨论的结果，认为我应当马上回家，将藏起来的文件收拾收拾，赶紧搬到别处去住（房子已经准备好了）。我临回家的时候，告诉他们:万一我要在回去时被捕了，如果我不在一小时后回来，就请他们赶紧搬家，毫不迟疑。谁知不巧的很，当我回家时，张应龙已经供岀了我的住址，宪兵已在家中藏着，等着了。此时，我本来还有欺骗宪兵的可能，因为我们同院住了两家人（另一家是房东），我可以说是找他们的，或者说是找别人找错门了。不幸我的两岁小女孩一见面就叫爸爸，使我失去了一切分辩的可能。这样我就被捕了。

赵毅敏的材料中提到了他的妻子伍先，伍先也就林莎、凌莎、雾仙。她1935年12月21日在苏联也写有一个材料，也提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时间，她说：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奉天被捕，其经过情形如下:省委宣传部秘书杨立择就新接受军事工作，前东满特委书记廖如愿头一天在马路上被捕,该二人同住一个机关。二十二日清晨,省委书记张应龙到过他们住的机关，住机关的女同志已告诉张应龙，关于杨廖二人一晩未回家的消息，但是，张应龙并不注意及时通知与这机关有关系的同志，尤其因不注意秘密工作，这机关事前并未有警号的布置，所以张应龙离开后,宣传部秘书这机关就被破获（因杨廖他们自己供出来的），我当时负妇委的工作，早饭后约十时许到了杨家，就投到敌人的罗网里,不得出来。我当时抱着二岁的小女孩，自己的服装很土，装做不识字的土包子,当敌人追问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干什么？我的答复是:我才到奉天一个礼拜，地方不熟，住在朋友家，不知叫什么地名，我丈夫到关里去了，到这里取信。敌人不相信,枪头指着胸前迫令说出自己的住处和组织内部的事情，我一切以不知道答之。后来敌人用另一方法来引诱，他们说:“不知道地名不要紧，你坐车经过些什么地方总还记得，领我们去找找看。”我抱着孩子冒着风雪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上午转到下午,藉口迷路找不着家。敌人无法，又带回杨家。到下午张应龙又撞进来，六时把他解到宪兵队，这时日本宪兵走了，几个侦探去吃晩［饭］去了，我趁机会逃跑，跑到离这机关不远的一个同情者家里，但因九一八以来,敌人戒备森严，大街小巷布满巡逻警察，我一进门，给外面的巡逻警看见，重新把我带到“满洲国”的警察分局。深夜又把我戒［解］到警察总局。当晚在警察总局过了一堂，我的口供和以前一样，到次日（二十三日）早八时又过堂,正在过堂的时候，宪兵队侦探来了，看见我哈哈大笑说:“刘太太，你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我带你回家去”，于是推我下楼上汽车，真的一直坐到家,一进门看见张应龙在屋里（他和我们同住一机关），我才明白为什么敌人能够发现我们的机关。敌人倒箱翻箧，遍地搜查，我趁敌人不注意把文件当月经带带在身上，敌人没有找着重要东西,仅找到翻译社的简章（我们准备组织公开存在的翻译社），他们又把张应龙带走，可是把我留在家里，并留下一个宪兵和两个侦探。我藉口烧炉火取暖，把文件烧了。到下午赵毅民［:敏］回来了，他想返身逃脱，宪兵已向他瞄准，不幸被捕,到晚上把赵毅民［敏］带到宪兵队里去，我因有孩子，房东又替我作保，所以把我又留下。敌人把我留下的目的，显然是企图藉我这一线索，来逮捕更多的人，破坏更多的机关。敌人公开的秘密的监视着我的行动。

被捕之后，和党完全失了关系，为维持生活计,第一次和家庭通信。我此时周围受敌人的监视，就公开的到宪兵队、看守所去探视赵毅民［敏］。这时候我也偷偷地去找组织关系，凡我所知道的地方都搬了家。经过四个多月的期间和党失了联系。由于两种方法后来和党发生了关系。第一，我曾告诉一机关的房东说:我还住在原处（因为我知道我们同志和房东的关系很好）。第二，我曾在马路上遇着省委秘书处同志的老妈子，所以经过四个多月原奉天市委书记陈德生（过去孙大的学生）在到监狱必经的路上等着我接头。以上是被捕的情形。

1934年7月，赵毅敏经党营救出狱，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参与领导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935年1月，赵毅敏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委。同年7月奉命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他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革命者。

1939年1月，赵毅敏由莫斯科经新疆返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1939年11月底，赵毅敏调离鲁艺。此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秘书长、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做出战略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赵毅敏奉命第一批出发。地方党组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将懂俄语的他留下来，担任和当地苏军的联络工作，并负责把后续的干部安全地送到东北，他被留在古北口。接送赴东北干部的工作结束后，1946年，赵毅敏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兼任冀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参加东北解放战争。1949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毅敏历任中央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79年党中央给予赵毅敏彻底平反。此后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2年7月25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

赵毅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多次身处险境，三入牢狱，临危不惧。著名社会活动家何香凝称赞他为“临风高挺立，不畏雪霜欺。”（朱宏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