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好河山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为了挽救危局，1933年至1936年，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派，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的名义，负责处理满洲问题。
杨松到东北后，从组织上加强了对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他化装成乡村医生，到密山、穆棱、宁安等县根据地巡视，指导组建和整编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1935年7月，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他向中共代表团汇报了东北抗日工作，并参加研究了《八一宣言》的起草工作。
当时，活跃在东北抗日前线的各种武装力量，缺乏统一指挥，名称也不统一，给抗日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杨松提出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主张以现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为骨干，联合其他义勇军、抗日山林队等共同组成，取消原有各种名义，统一称为东北抗日联军。
1936年2月10日，杨松起草《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随后，他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吸收其他武装参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从1936年2月到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八军，后来其他抗日武装又改编为第九、第十、第十一军。
杨松，原名吴绍镒，(东北工作时化名吴平)。190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一个耕读世家，是董必武、陈谭秋培养的湖北地区早期革命者。1914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春，在武昌高师附小读书，1921年9月考入武汉中学。1922年9月入武昌高师附中读书。1925年,杨松己是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和武汉学联主要负责人，6月，他和林彪等代表湖北学生到上海参加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9月，入私立中华大学就读。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血光通讯社》编辑、记者。1927年1月，时任共青团武昌区书记的杨松，由共青团中央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2月，中山大学毕业后入该校研究院深造，担任俄文翻译和政治经济学教员。1930年5月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工作。
1931年1月，杨松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2月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工作，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进行满洲问题研究。1933年，他受中共代表团指派，负责处理满洲问题，参与东北地区抗日的领导工作，委派满洲省委巡视员孙广英一同筹建了中共吉东局。1934年春，中共吉东局遭日伪军破坏，7月，杨松化名吴平，以满洲省委巡视员身份回国，10月中旬在穆棱成立吉东临时特委，任书记。他化装成红十字会医生深入穆棱、宁安、密山、勃利、饶河等县，改组各县委，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杨松兼任政委。在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他提出；必须坚决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山林队专打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中国兵不打中国兵，共同抗日救国。”并对纠正部队内部不良倾向，开辟新游击区打击日伪势力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2月，吉东临时特委由穆棱迁至牡丹江市的“惠存厚”药店，正式成立吉东特委，杨松任书记。李范五任组织部长，孟泾清任宣传部长，赵采青任工运部长，张林为团特委书记。吉东特委建立了四个交通站，并在密山县半截河子城东浴成当铺建立了一个国际交通站。这样吉东特委便成为满洲省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的重要枢纽之一。中共代表团给东北党的重要文件、书报和指示，如《一·二六指示信》和后来的《八一宣言》等都是通过吉东特委送到满洲省委的。
此间，杨松先后推荐李延平、陈荣久、李范五、韩光、刘汉兴、李荆璞、刘海涛、于化南、钟子云、富振声、朱光、孙三、朱德海等一大批到苏联学习，为东北抗日斗争培养了一支后备力量。
1935年7月下旬，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期间，他向中共代表团汇报了东北的抗日工作，并参与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工作；讨论了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问题。他再次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并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9月下旬，杨松离开东北，任命李范五代理吉东特委书记。10月2日，中共代表团成立满洲问题委员会，负责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成员共9人，即；陈云、曾山、潘汉年、孔原、魏拯民、杨松、赵毅敏、王明、康生。同月2日，杨松兼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
10月上旬，杨松到海参崴参加组建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下江、东满、南满特委的工作，11月11日，在海参崴主持召开第一军至第七军组建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以便组成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由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电》、《东北抗日联军反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11月26日，杨松以吉东特委名义写了《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重申了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12月4日，他又以吉东特委名义给第四军、第五军写了《关于1936年军事行动计划》。
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康生，无端怀疑满洲省委有“内奸”。他不但把省委的几个负责同志调到莫斯科审查进而迫害，而且对东北送往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反复审查，杨松说：“他们政治上完全可靠，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怀疑”，康生问：“你说他们没有问题，那么你敢为他们担保吗？”杨松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可以担保。”康生又问：“你用什么担保？”杨松果断地说：“我用党籍担保！”康生对此十分恼火，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为此事杨松还受到王明、康生给予的警告处分。
1936年2月10日，杨松以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20日，又起草了中共代表团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汤原游击队和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布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3月，杨松给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写信，任命李延禄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同时调李延禄去莫斯科汇报工作，由其从苏联学习后回国的胞弟李延平代理第四军军长。3月12日，杨松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写了《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提出“不必固守旧游击区，而应开辟新游击区”的观点。
1936年春，吉东特委被破坏，组织部长孟泾清被捕遇难，书记李范五及时安排同志们转移后，去海参崴向杨松汇报情况。在严酷的形势下，为加强党对吉东及周边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杨松、斯达干诺夫（杨春山）、李范五共同研究组建道南、道北以及下江特委和改编抗日部队等问题，并决定三个特委的人选，随后三个特委相继成立。
在《八一宣言》的指导下，在杨松等人的推动下，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问题得以解决。自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抗联独立师被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从此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纲领、有觉悟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它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回忆说：“东北抗日联军得以发展、统一，杨松同志有很大的功劳”，“杨松是抗日联军的组织者、领导者”。
1936年9月，杨松离开海参崴到莫斯科，在中共代表团机关任秘书、翻译工作，并在东方大学第八分校任教。
1937年12月下旬，党中央召开召开政治会议，任命杨松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38年2月他回到延安，主持中宣传部日常工作。3月20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从苏联回延安的抗联干部杨松、朱德海、于化南等。谈话中毛泽东向杨松询问东北抗日斗争状况，并共进晚餐。
10月，杨松以东北地方领导干部和东北抗日联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并担任大会秘书，参与起草会议文件等工作。由于党中央与东北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一段时间内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东北党组织，因此对当时的东北抗日形势不十分清楚。大会专门听取了杨松关于东北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英雄业绩，并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转：东北抗日联军的长官们、士兵们、政治工作人员们”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了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致敬电说：“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与游击队，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联军，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东北抗日联军及一切抗日义勇军万岁！”
中共中央为加强东北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兼副主任，（由于主任王明未到任，杨松主持会务），成员：王若飞、刘澜波、李延禄、李范五、孙三、钟子云，其任务里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教训。派遣干部恢复同抗联和地下党的联系。毛泽东听取杨松关于东北抗日斗争情况的汇报，牵挂着在战斗中白山黑水最艰难刻苦的条件下，与日寇长期斗争的抗联英雄指战员们。
杨松在延安，除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外，还执教于中央马列学院。曾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华中、华北工作委员会、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解放》周刊编委等职。曾十二次出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与邓立群合编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翻译多部马列著作，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理论著述。
1941年5月，党中央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调杨松任总编辑。为办好这份我党历史上第一张大型日报，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42春，杨松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不止，但他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有时竞通宵达旦。医生不让写，他就动员护士保密。他一再说，“革命工作比我的病更重要啊！”直到生命垂危时，他还对博古说，“病好以后我还要为党再奋斗30年。”对杨松的病情，党中央十分关心，毛泽东主席曾两次亲临医院探望，并拿出自己的100元稿费给杨松买营养品。博古、张闻天、朱德、贺龙、王稼祥、陈云、叶剑英、蔡畅、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到医院看望，并嘱咐医护人员要千方百计进行医治、抢救。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艰苦斗争的环境，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终因病情恶化，于1942年11月23日在延安中央医院溘然长逝，时年35岁。毛泽东得知杨松逝世的消息后，深感悲痛，他为我党新闻宣传战线上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士而深感惋惜，即挥笔题写挽词，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杨松逝世后，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决定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解放日报》社所在地清凉山的山顶上，1970年迁葬延安“四·八”革命烈士陵园。
（作者：朱宏启，中国观网上榜人物，他在北京梅地亚中心颁奖典礼上获得的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红色记忆领军人物奖。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琦为他颁奖。文中资料照片由杨松堂侄孙吴隆繁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