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前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内蒙部分地区,东部和北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与苏联为界;东南部隔鸭绿江、图们江与朝鲜为邻;南临黄海、渤海,与日本隔海相望,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3000万。是中国边陲的战略要冲。自古以来,中华各族儿女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东北地区不仅经济地位突出,而且军事意义重大。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都把它视为侵略扩张的必争之地。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天皇确定了对外进行扩张政策提出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90年12月，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中声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他还说:“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也就是说,凡是他们认为同日本有利害关系的地方,都应该用武力去“保卫”。从这种强盗逻辑出发,他们把中国朝鲜等大陆地区视为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军兵分两路,侵占辽东半岛，在旅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索赔白银2亿两。后因俄、法、德三国为自身利益出面干涉,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在东北大地上挑起战事,辽东一带惨遭劫掠,中国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蒙受极大损失。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从此,日本夺得了沙俄在旅顺、大连和租界地及中东铁路支线南满铁路（长春及大连）的路权。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设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后又将旅大地区改称“关东州”,成立关东总督府(后改称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军事两部,统管军政事务并监督满铁业务,成为对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中枢。同时在东北各地相继成立了领事馆20余处,拥有领事裁判权,设有警察署,对东北地区当局实行政治控制。
1919年,废除关东都督府,将关东州改称关东厅,并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的兵力集中于满铁沿线和战略要地，犹如一把利剑插入中国腹地。以关东州为基地,以关东军为后盾,以“满铁”及其附属地为殖民网络,以领事馆为据点,形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四头政治”,实质上是奴役和残害中国东北人民的“四把屠刀”。
1927年4月,田中内阁上台。6月27日，召开“东方会议”,会后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写成《对华政策纲要》的奏章,内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东方会议”确定的侵华政策,标志着日本更大规模侵华的开始。
1927年6月,奉军军阀张作霖对日本提出的在东北筑路、开矿、租地等种种无理要求置之不理,日本当局大为不满,曾谋杀张作霖未遂。1928年6月4日,日军在沈阳西郊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日本关东军进而逼迫张学良,把东北从中国分出去。张学良将军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申明爱国大义,毅然于12月29日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中国国民党政权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6年(1931年)度形势判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第一,建立亲日政权,以取代张学良政权;第二,建立“独立国家”;第三,以武力占领满蒙。为此,日本军队以换防为名,将驻辽阳的关东军第十六师团调回日本，另由多门二郎中将率领驻仙台的第二师团去接防，适于在中国地区作战。加紧了战争准备。1931年6、7月间,由关东军制造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煸动战争狂潮,日本陆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出笼。8月1日，任命熟悉东北情况的陆军中将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沿线驻军进行巡视，作好“应变准备工作”。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提出了具体作战计划,并开始了进一步侵吞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和信号,于当夜突袭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在短短的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斗争便开始了。东北人民走在了抗日斗争的前列。“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东北军部分官兵自发地抗击日本侵略者,长春宽城子兵营南岭中国军队炮团营区和步兵营地,东北军官兵顽强抵抗日军,日军伤亡惨重。据《满铁档案》记载,满铁发给在长春阵亡的日军官兵以吊慰金者68人。日军军官伤3人,士兵伤128人。马占山将军指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江桥抗战”坚持16昼夜,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抗日行动，它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北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便着手炮制“满洲国”,企图使东北脱离中国版图,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组织各种伪组织,拼凑伪政权。同时,又将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胁诱到东北。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并发表“建国宣言”。3月9日,在关东军一手策划下,举行了伪执政就职仪式。并于翌日组建了第一任内阁。关东军按照日本政府确立的殖民统治基本方针,操纵伪满洲国,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关东军在伪满实行总务厅管理,通过日本人充当的伪总务长官,从最高当局到地方层层控制大权。同时,还实行次长制,即从伪满洲国各部到各省市县,正职多数由汉奸充当,以掩入耳目,副职为次长,一律由日籍官吏充当,掌握实权。
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正式签订《日满议定书》,把日本侵略者攫取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大权,用条约、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政权,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政治依据.
1934年3月1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伪满实行帝制,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执政”变成了“皇帝”,把伪满洲国打扮成个“王道国家”,实质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更加严密和残酷。
1935年4月,溥仪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去日本访问,以密切“日满亲善”关系。访日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宣扬“日满一德一心”、“亲同手足”,1940年6月,溥仪再度访日,迎回了所谓“天照大神”,修了“建国神庙”,后又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确定天照大神为伪满“建国元神”,即“新祖宗”,以“惟神之道”作为伪满的立国之本。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
1942年,溥仪又发表了《建国十年诏书》,将过去一直称日本为“友邦”改为“亲邦”,日本与伪满的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父子”关系。伪满洲国只是日本卵翼下的一个愧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满政权推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先后出台了《治安警察法》、《暂行保甲法》、《暂行惩治盗匪法》《刑法》、《思想矫正法》、《保安矫正法》等,通过这些法令,肆无忌惮地剥夺东北人民的生存权利,镇压与破坏各种反满抗日活动,为日伪军警实行法西斯统治与镇压,制造血案提供了依据，1934年至1937年间，日伪军在中国东北举行3次“大检举”，成千上万的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被日伪军、警、宪、特逮捕枪毙。仅1936年一年，沈阳市因“大检举”而被捕、被杀害的居民就达19000余人。
1932年至1936年,为建立殖民统治新秩序,日本侵略者实行了以军事讨伐为主的镇压方针。即纠集日伪军警宪特力量,对活跃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与扫荡,妄图扑灭抗日烈火。
1936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者又推出了以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治安肃正”方针,出台了以“治标”(军事讨伐)为主,同时与“治本”(政治压迫,即建造集团部落,实行保甲连坐、进行经济封锁、组织宣抚等)相结合的办法,划出重点讨伐地区,先后进行了东边道、三江地区,以及对吉林、间岛、通化三省联合大讨伐。
1941年至1945年8月,日伪当局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制度与体系,重点实行所谓“西南肃正”,除调派军警对冀热辽地区进行讨伐外,对东北其他地区则实行了以法西斯政治镇压为主的所谓“秘密防御战”方针,集中捕杀反日党派、团体和知识界爱国人士,企图把抗日力量一网打尽。
关东军连续讨伐制造了一系列惨案,造成了抗日力量骤减。为了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全境建立了17000余个集团部落。集团部落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集中营,东北同胞在集团部落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县日军守备队制造了平顶山惨案,3000余名无辜同胞惨遭杀害,700多座房子被烧毁。1935年5月29日至6月7日,日军又在吉林省舒兰县制造了“老黑沟惨案”,屠杀居民1017人。据日军供认，1932年至1936年，日伪军警共捕杀东北军民89100人，其中杀害49279人，打伤31608人，逮捕8213人。
毒气和细菌武器的研制使用,更加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与凶残,他们惨无人道地用活人作细菌试验。将细菌武器和毒气应用于战争,生化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伪满洲国经济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经济。东北沦陷后,日本通过设立统制机构,实行统制政策,建立与扩充特殊会社,实施《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利用“满铁”、“满业”垄断交通和重工业,向东北进行移民,全面控制伪满洲国经济,疯狂掠夺东北资源。
1933年3月,伪满洲国完全按照日本当局的旨意制定并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通过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使东北经济变成殖民地经济。
特殊会社是根据特定的立法建立的会社,是由日伪合资开办的企业,被称作“国策会社”,完全按照日伪的经济政策从事经济活动。截止1945年6月,伪满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资本总额为37.9亿元,日本经济在伪满经济中明显处于垄断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依据和伪满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在中国东北任意开采和掠夺煤炭、矿石、黄金等各种矿产资源,大力砍伐木材,疯狂搜刮粮食,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占东北14年间,掠走煤炭2.4亿吨，生铁1200万吨,黄金22吨,粮食2.28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
为了永久霸占中国东北,把东北变成侵略战争的物资基地,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向东北派遣武装移民,作为侵略战争的后备兵源,参与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到1936年7月,共有18批武装移民3777户11300人，1936年8月,日本内阁制定了20年内向东北移民百万户的计划,到1945年,日本向东北移民达10.6万户,31.8万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大批东北农民被赶出家园,流落他乡。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思想文化统治,摧残和扼杀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他们极力查收封禁进步的书刊,限制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大量输入充满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文化作品,以取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定日语为伪满洲国的“国语”,勒令青少年学习,通追东北人民信奉“天照大神”,给中国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企图使中为日本的驯服“臣民”,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永久的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关东军首先控制了中国东北的新闻、广播、出版、电影等宣传工具和各种教育、文化机构,并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把持。日军关东军还竭力摧毁中国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就任“执政”后,下令禁止中国东北悬挂中国地图禁止使用“中华”字样、禁止使用中国教材,等等。10月,伪《出版法》出台,严禁出版任何危及日伪军统治的报刊读物,一律查封带有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出版物或进步书报。据伪文教部统计,仅1932年3月至7月,中国东北焚书就达650余万册。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颁布第5号通令,严禁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以及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大公报》《申报》等36家报刊在中国东北传播。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934年至1937年,伪满政权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而日本宣传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视、书籍报刊大量充斥于市,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仅1936年年,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就由58.7万余册增加到380万册。
同时,日本实行愚民政策,一再限制中国东北教育的发展。1929年,中国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大量小学关闭在校学生数量连续5年低于事变前的水平。1933年,学生降到50万人,数师减至1万余人。中学和大专院校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变爆发前,大专院校约有30所,事变之后,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直到1933年才恢复了2所医科大专院校。日本还竭力鼓吹所谓“王道主义”的教育方针,并在为数不多的学校中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新学制”以及奴化教育的“新教材”,着重灌输奴化思想和封建意识以培养为日本效命的中汉奸奴才。同时,日伪政权除严密监控东北师生的思想和活动外,还加大了对爱国、进步师生的迫害力度。1933年,日伪当局对中国东北中小学教师进行大规模逮捕和血腥屠杀,致使教师数量剧减9000余人,其中,中学教师由1932年前的3100余人减至1300余人。此外,日本还利用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宣扬殖民文化,摧毁中国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东北民众成为日本的“顺民。”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东北人民纷纷拿起武器顽强抵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相继发表宜言,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起来抗日救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以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军巨型了殊死搏斗,抗日活动遍布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人数达40余万之众。自1931年到1933年,义勇军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0多次,歼灭日军1万余人以上,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江桥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民众和海外华侨踊跃捐款资助和声援抗战,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宜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
1936年1月2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到第十一军，并创建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游击根据地，游击活动区域扩展到70县。到1937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总兵已达3.6万余人。他们在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等抗日将领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东北抗日武装力量歼灭日军约18万人,在长达14年的敌后抗战中,东北抗日联军有效地牵制了侵略者的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慨,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已成强弩之末,濒于崩溃的前夕。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限令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同盟国作战。”1945年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要求八路军进军东北,攻歼日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苏联红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猛烈攻击下,迅速击溃日本侵华部队。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次日，苏联红军157.8万从三个方面进攻关东军。抗联将士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各重要城市，打通交通要道，占领57个城镇，为收复东北失地作出了重大贡献。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告投降。8月18日,溥仪在临江县大粟子沟宣布《退位诏书》,伪满洲国彻底垮台。
中华民族经过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饱尝日本殖民统治之苦的广大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东北大地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朱宏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