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斌，中共党员；195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1969年，随着全国“上山下乡”的大潮去农村当了一名“知识青年”；1972年，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一干就是30余年；在军队退休后，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可以说，图书馆是伴随黄斌成长的一块沃土，图书中的养分为文革中荒废学业的他增长了知识才干，使他从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到班长、排长、参谋、营长，直至成长为陆军某集团军司令部上校处长、武装部长等职。曾出版《军事教学法》《工程保障的科学决策》等著作及他编写或参与编写的专业教材和军事学术论文就有60余篇。由于突出表现和骄人业绩，黄斌被沈阳军区推举为“参谋标兵”、“学习科学文化先进个人”、“学雷锋先进个人”；1998年，在嫩江抗洪抢险表现优秀，被吉林省授予“一等功臣”；然而，让我们更为之赞佩的是，他还创作出版了《渤海国史话》《高句丽史话》《箕氏朝鲜史话》《夫余国史话》《慕容燕国史话》《大辽国史话》《大金国史话》《后金国史话》《走进东北古国》《薛礼征东的史实与传说》《从台湾到宁古塔》等十几部地方历史普及读物。我们亲眼目睹黄斌从省图书馆一个普通的军人读者，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旅作家；他那文韬武略，品学兼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吉林大地父老乡亲。为此，在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专程采访了黄斌先生，将他的事迹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一、爱祖国  拨迷雾  穿越渤海先行者

那是在1997年7月间，位于吉林省东南边陲的集安市城北的丸都山城附近，来了一位“行为诡异”的外地人，他这几天，几乎天天来这里围着丸都山转了一圈又一圈，似乎专门挑人迹罕至的悬崖陡壁之处爬上攀下，一会儿拿出皮尺量一量悬崖的高度，一会儿还掏出笔来在写着什么，好像他在思考着什么……当地人看到这位陌生人很可疑，便跑去当地派出所报告了，当警察与此人核对身份和询问后方得知，此人竟然是驻长春某集团军司令部负责军事工程的一位上校处长，名字叫黄斌。原来黄斌是利用休假时间，到这里来进行高句丽史田野考察的，之所以要围着丸都山转圈，是要以军事专家的视角，来复盘与分析昔日（公元246年）魏国幽州刺史毋丘俭包围丸都山城后，魏军到底可能采用哪些攻城作战方案及进攻路线的。因此，黄斌才专门查找这些人迹罕至之处和悬崖边，从中去发现毋丘俭军是如何采用出敌不意的“束马悬车，以登丸都”的战法来取胜的，黄斌来这里进行高句丽史田野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还原“束马悬车”这四个字的史实。

当我们采访黄斌时，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了那次戏剧性的一场误会，而且，那次误会有许久许久的时间还成了当地村民的灯下夜话。据黄斌向我们介绍说，他研究渤海史及东北地方历史的起因，缘于他少儿时代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黄斌的原籍黑龙江省宁安市，就是东北历史上著名的“宁古塔”（笔者注：宁安市在清朝时称“宁古塔”，设副都统，隶属于吉林将军；中华民国时，先后设置的宁安府、宁安县公署、宁安县政府等，分别曾由吉林省延吉道管辖和吉林省直辖。此地，在唐朝时期是渤海国的首都上京龙泉府所在地。渤海国始建于公元698年，公元926年被契丹族所灭，传国15世。共存229年。全盛时期设5京、15府、62州、140余县。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灭亡，立东丹国，改称天福城，929年东丹国南迁，全城毁于大火。从此渤海国都城湮没达数百年之久），他的童年时光，经常在渤海国遗留的宫殿址、城墙址、庙宇址等处嬉戏玩耍，著名的渤海国兴隆寺及石灯塔，仅距黄斌家百十来米处。回忆上小学时，他经常看到大客车拉着一些外国人到兴隆寺及渤海国遗址参观考察，常常近前围观看热闹。有一天，一个叫“黑八”的儿时小伙伴正钻在石灯塔上部的缕空窗内玩，看到有外人来赶紧下来。这时，有个穿着制服的外国人以恶狠狠的眼神，用不流利的汉语对黄斌等围观的小孩儿一口命令似的语气（当时所说的语言大意）说：“你们-以后-不要不许--再钻到石灯幢里玩了，这里-是我们的宝贝，别给我们碰坏了……”黄斌和小伙伴们立时被这语气惊呆了——为什么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和自己天天钻上钻下的石灯塔，竟是别人国家的宝贝？……此情此景深深的印在了黄斌的脑海中，待到后来黄斌参军提干之后，回到老家渤海镇探亲，与兄弟姐妹们谈起这些往事，个个为“身在渤海国，不知渤海事”而唏嘘不已，黄斌和兄弟姐妹们立下了宣传自己家乡历史文化的宏愿。可那个年代关于渤海国的资料，他们一点儿也找不到，连个简介也无法寻找，当地居民对渤海国的历史更是一头雾水。他记得三弟黄林启说，镇里有一本薄薄的古书，说的是渤海国的事。当黄斌哥几个兴高采烈地找到有关人员后，看到是几个孩子——“没有！”两个字就被打发回来了。

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黄斌兄弟姐妹们终于四处寻来一些渤海国零零碎碎的资料，他们决定动笔写《渤海古都》一本书，由此拉开了东北地区民间研究、普及宣传渤海史的序幕。

1959年，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思想史专家匡亚明（1906-1996）任吉林大学校长时，委托著名学者张博泉筹备成立东北史研究室，但该室成立不久，因种种缘故自消自灭。1978年，吉林大学东北研究室重新成立；1983年，方由张博泉和武玉环两人修订完成了吉林大学内部教学用的《东北地方史讲义》。此间，正巧黄斌几位年轻人在当时信息闭塞环境中，克服了研究、撰写的重重困难，共同研究、创作出的渤海国历史与吉林大学修订出版的《东北地方史讲义》同时面世。在此基础上，1985年，黄斌回老家渤海镇休军官探亲假15天的期间，竟有10天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夜以继日写出了2万多字的《渤海古都史话》（第一稿）。翌年，便被宁安县以《文史资料》的形式正式印制成册，被读者阅览后，广为传播。后来，随着专家、学者积极投入东北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不断呈现更新；黄斌也在不断拓展该史话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文字量和信息量也大量增加，不断修订和再版。198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渤海史话》；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渤海国史话》；200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再二版《渤海国史话》；2009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再三版《渤海国史话》。迄今，《渤海国史话》修订和再版5次，总印数达到26200册，均售罄。

30多年来，黄斌以“拓荒精神”撰写的这部《渤海国史话》，不断被推广到全吉林省乃至全国多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景点和新华书店，使广大读者深刻了解到了中国东北古代渤海国地方政权，其疆域、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历史知识，领略了渤海国那独特的风情。《渤海国史话》从此为黄斌插上了朝着更高东北史学理论高峰腾飞的翅膀。

二、爱读书  做学问  东北史学结硕果

黄斌对我们讲述他的感受时说，做学问离不开图书资料和导师，要攀登科研高峰，没有图书馆的依托则将一事无成。他说，30多年来我总共拜访了近50位资深专家和学者，各位导师对我写的每一部史话都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和悉心指导或给予严格的把关或撰写序言。其中给我铭刻在脑海印记最深的良师益友是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晖老师。我认识金馆长，是在1999年，我到省图借书时偶然相识的，那时他刚刚退休，我就专程去他家拜访，他家住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路九十中学附近，距离我家不远。那时我已经出版了《渤海国史话》和《高句丽史话》，正在思考着如何继续往后写呢。我真心想继续写下去、写东北历史的系列科普读物，但心里又觉得底气不足，有点迷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有一次，我去一位辽史著名某专家宅邸拜访，交流间谈得不错，但当我欲向他借一本十分需要的参考书时，他却一个劲摇头，就是不借！还说：写史话都是有学问的“大家”来写（言外之意根本没有瞧得起我）。还说，他正在参与国家某疆域与民族研究中心的编写工作，已经把某某史话分配给其它人去写了……云云。当时自尊受挫的我十分沮丧地向金老师谈了那次遭遇，他听后，耐心地对我解释道：史话一类的书看似简单，但写起来确实不容易，确实通常由“大家”来写。但我想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你的文字功底好，已经有前两本书出书的经验做为基础，再写其它“史话”类的书，肯定也能写出来，千万不要泄气！就这样，在金馆长的鼓励下，重新点燃了我继续写作的热情，心里又充满了无限信心。从1999年开始动笔，加之有其他老师的鼎力帮助，我一口气儿连续撰写创作了8本史话。我感到，金馆长的那一次鼓励对我的人生是至关重要，他对我这样一个民间自学研究东北历史的人不厌其烦，给予了温暖的关爱与提携，是我终身难忘的。从此金老师家里的书库就是我的“第一阅览室”，每当撰写遇到哪一个专题，他总能千方百计为我搜集尽可能多的资料提供给我；为了支持我撰写《从台湾到宁古塔》一书，他把几十年搜集到的“东北流人”等十几本书及资料全部无偿赠送与我。此举让我着实热泪盈眶，写作信心倍增。我从进入位于新民大街1162号的老省图，到位于人民大街10055号的新省图于2014年9月28日正式开馆,吉林省图书馆就是我的精神家园。特别是新建成的省图书馆，建筑装饰风格大气，简约，充满活力,蕴涵了长白山文化、多民族文化，馆藏图书500万册,阅览座位3 000个,网络终端4 000个,拥有图书学科门类齐全,文种涉及中、英、日、俄等。其中,古籍线装书43万册；民国书刊12万册,伪满资料5万余册,其中不乏极具史料价值的珍品。这些不仅会给读者以温馨的感觉，更会让你一进去就会产生创作的灵感和冲动。尽管老馆和新馆异地更迭，无论交通有多远，也从未阻断过我去这个“第二阅览室”的脚步，除了回家上床睡觉，我的大部分创作时间和脚印，都深深地印在了吉林省图书馆那明亮的地砖之上。

由于有了图书馆和那么许多的导师做后盾，2001年从部队退休后，黄斌便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创作计划——“计划写《东北历史的系列科普读物》，可是几次提笔，几多阻碍，几多犹疑，几次搁笔。”黄斌说。因为，我国东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以什么标准认定璀璨和卑微？东北历史上的众多民族及政权你来它走，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与中原政权的复杂关系又如何区分？换句话说，东北史学与相邻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是与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均有紧密联系；东北几个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其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拓展疆域等如何认定，均为十分棘手的问题。加之文字体量巨大，所需知识浩瀚无际，单枪匹马谈何容易？黄斌说：“我撰写东北地方历史，尽管有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行伍出身、从未系统学习过历史或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而言，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甄别性质，简直是难乎其难”。后来黄斌还是以军人惯性思维，策划、组织、实施了这个跨越十几年写作计划。以一位军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大无畏精神，用“拣弱敌打，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思维，采取了“先易后难、轻重缓急得当”的作战计划；巧妙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方法，化整为零，围绕某一个专题，两三年就攻下一个战役。

与此同时，他以自己曾经当过侦察兵的思维方式，尽可能获得最多的文字和可靠图片资料和最多的亲身田野考察资料，以《孙子兵法》“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的兵法理念，每一部书的书稿都竭力恭请所涉领域的国内最高学术权威给予指导认证，例如《渤海国史话》求师于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朱国忱；《高句丽史话》求师于吉林大学张博泉外；《箕氏朝鲜史话》求师于黑龙江省社科院张碧波；《夫余国史话》求师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健才；《慕容燕国史话》求师于辽宁省博物馆王绵厚；《大辽国史话》求师于东北师范大学杨树森；《大金国史话》求师于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张璇如；《从台湾到宁古塔》求师于东北流人研究领军人物李兴盛……专家学者对黄斌的指导，让他十分感慨，他对我们说：我从当兵至今已经跨过了半个世纪，我清楚地看到咱们吉林省对于各种文化有着广泛的包容性。无论何时，研究历史的学术界没有门第学派之见，对于我这样非科班出身的军人而言是极其珍贵的，特别是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研究专家刘厚生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尽心尽力指导我的创作，有时还亲自参与撰写章节片段。后来，我还有幸成为刘厚生老师没有拜师禀帖的弟子，没有学籍的研究生。在吉林大地上，我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打破界限，心情放松、心无旁骛，尽情地在创作的汪洋里遨游。”黄斌的眼里散着泪花，向我们讲述了这些十分动人的故事情节。

三、爱探索  解谜团  勇闯高句丽盲区

黄斌上校所在的某集团军，是在东北地区执行野战机动作战任务的骨干力量，了解预定相关地域的历史沿革、社情、民情、风情等，是高级军事机关及人员的必修课。黄斌在司令部任参谋、处长期间，集团军首长知道他对地方历史有研究，在每次的集团军及各师机关演习之前，都要安排黄斌向参演人员做东北亚历史沿革的介绍。为了巩固头脑中东北亚历史知识积累，他想，高句丽是重要的必须说清的问题，最初开始，他也只是从一些资料上搜集到了关于高句丽政权性质的不同争论。后来，为了对演习授课内容负责，为了彻底解开这个疑团，黄斌不知出入了多少次图书馆，几乎踏破门槛，遍访了东北史专家登门讨教。有一次，黄斌到著名东北地方史学家、吉林大学张博泉教授家请教时，张教授为其详细解析了国外一些右翼学者热衷于散布着的“东北历史世界论”“征服王朝论”“独立的主权国家论”等论调及其用心，痛心疾首地剖析了人们对高句丽历史认识混乱的现状与原因，耐心地向黄斌讲解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高句丽在没有占据辽东郡县以前，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民族，臣属中原。占有郡县地区后，也不是一个中国王朝之外的独立国家，仍称臣于中原，受中原王朝封册。高句丽灭亡后，其所占据土地历朝属中原管辖。”“隋、唐对高句丽的战争，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收复辽东郡县所进行的战争。”“后来，高句丽人大多数与汉人、突厥人、靺鞨人整合，一小部分与新罗整合，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而存留于后世……”

专家的指导意见使黄斌顿开茅塞，他又开始泡在图书馆里苦读了。省图书馆所藏的《三国史记》（金富轼著）、《三国遗事》（僧侣一然著）等浩瀚的历史文献和摞起来与书桌同高的《朝鲜全史》《朝鲜通史》《朝鲜历史概要》（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等资料，源源不断地充实着黄斌对高句丽历史知识的认知。省图书馆原馆长金恩晖看到黄斌如此勤奋，也把自己收藏多年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校勘本赠送给黄斌，黄斌至今仍然珍藏着这些宝贵的财富。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黄斌也注意学习参考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努力搞懂。诸如《韩国史古代篇》（李丙焘著）、《韩国史新论》（李基白著）等书籍中阐述的立场与观点；再如韩国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大朝鲜帝国史》（金珊瑚著）有很大影响力，由该书改编的《国民教育史》正在被韩国陆军军校用作教科书。黄斌得知后，自费花了数千元，从韩国购来了全套（共5卷，重达26斤）《大朝鲜帝国史》。买来后，黄斌立即求助于图书馆老师及相关人员将韩文翻译成汉文，进行突击阅读，细心分析，刻苦学习，终于全面了解和掌握了“国外对高句丽历史”的一些观点。

专家的指导帮助、省图书馆提供的充分养料，加之田野考察，使黄斌终于在头脑中解开了高句丽及长白山、延边地区归属的历史迷团。他认为，自己应该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把专家们的研究成果从“象牙塔”里搬出来，向人民群众普及。于是，他动笔撰写了《高句丽史话》。1999年，此书由远方出版社出版，被编入由著名学者费孝通等知名专家为顾问的《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丛书》。在同年8月召开的“全国东北历史民族与疆域研讨会”上，《高句丽史话》被选为重要成果在会上推出，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丛书》的主要策划者、吉林大学教授张博泉先生称：这是一部用通俗生动和易懂的语言构想而成的高句丽史书，这部书自成体系，资料丰富，出言有据，用力亦勤，为高句丽史谱写了一篇崭新的乐章。

四、爱历史  勇创新  开创写作之先河

当我们打开黄斌创作的《高句丽史话》时，在引言中发现他写道：“‘高句丽’这三个字，对于中国东北史来说，实在是太古老、太凝重、太斑驳陆离了，那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崇尚英雄的时代，机遇的碰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大展拳脚的伟人，民族的精神使人的生命以超常的方式销蚀燃烧。在华夏多民族大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员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关系。高句丽称雄东北或觊觎中原，是一个民族内力的聚变应，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升华和宣泄”。这段文学语言表面看起来文采飞扬、感情充沛，但窥视其中，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高句丽个体历史问题的渗透，是提供一个正确看待几千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视角，是对祖国东北这块土地先人的尊崇，是潜移默化地激发现代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精神的正知正见。黄斌身为一名职业军人，这就使他撰写的“史话”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一个优势。他能够以军事科学的视角去诠释军事领域的内容，如对战争、战役、战斗、战略、战术、战法等最简单军语概念的初步理解和运用；对晦涩深奥古代阵法的现代解析，或迫使所涉之人有个学习的过程，或让人望而却步。他都能把自己在军队所学，直接用在东北历史军事领域的学习研究上来，勇于创新，并敢于开创史话题材写作方法之先河。尤其是依据史实分析战略防御配系时，他能灵活参照实地，将高句丽故事的作战编成分为警戒地带、前沿防御地带、纵深防御地带、核心防御地带；在分析高句丽的各个战例时，他能将战法区分为清野坚壁、倚城控江、要塞防御、据险劫杀、偷袭突袭、诱敌深入、击其铩羽、山地游击、越境掳掠等十余个战法，令人耳目一新。

过去撰写历史方面的著作（人们将其称为“官书”），以往多是由资深“大师级”的专家学者来完成编写的。专家学者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以大手笔撰写小文章，既有专业的厚度，又容易在可读性、趣味性方面游刃有余。而黄斌则勇敢地以军人的魂魄，闯入了历史爱好者不敢涉足的撰写史话领域（或称禁区），不仅适应现代人生活快节奏、爱吃“文化快餐”的特点，而且对国内史话类书籍的写作方法也进行了大胆改革与创新，“勇于吃了螃蟹”，开一代史话体裁写作之先河。他在书内的插图更是对人的视觉冲击力的恰当作用、文学语言对心灵冲击力度的把握、论述性语言的运用频率、国内外对立观点的兼收并蓄、敏感问题的文字处理艺术、数字化的论证方法、版面的新颖编排等方面，均进行了尝试。黄斌的东北史话系列读物不仅是东北地方历史科普读物的拓荒之作，而且，还创立了中国东北历史史学普及读物的一个巅峰，被专家高度评价称：黄斌先生是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史话体、泛史学派、模糊史学及运用多重证据法进行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也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涌现出来的黄斌是有其必然性的。并将黄斌的《东北史话系列》与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进行比较（笔者注：蔡东藩生于1877年7月23日，卒于1945年3月5日，名郕，字椿寿，号东藩，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临浦。今属杭州市萧山区人。系我国著名演义小说作家、历史学家。1916年开始蔡东藩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他们一个是专业作家，一个是业余写手；一个著了13部书，一个撰写15本书；一个提供了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为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个提供了较全面、可读性较强的东北各故国部落历史，为普及东北历史知识做出了可圈点的贡献。一个要用毛笔蘸着砚台上一圈一圈研出的墨水，一笔一划地写出所著的700多万字，一个得益于现代打字技术，所撰书籍的400多万字，加上其所发表的学术技术论文，已成功实施的工程技术设计、试验报告、评估鉴定等，写作总字数应在1500万字之多。诚然，黄斌的“史话”与蔡东藩的“演义”其体裁上是区别的。演义是小说体裁之一，是指根据史传、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演化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演义与演绎意义相近，是作者根据史实由一定逻辑性假设出来的事件。而史话是对某件史事或事物以叙述故事的形式写成的作品。其特点是具有科普性、故事性、趣味性；采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趣味性的叙事故事讲述真实的历史。黄斌先生的《东北史话系列》为该领域内拓荒性原创的首发著作属史实写法，除了要查阅大量文献，还要向许多考古专家请教，亲自去田野考察，在做好多基础工作的同时还要对所写的每一个观点进行缜密的研究论证，还要对国内外不同的观点进行甄别取舍，有时候也要考虑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有时为了写出几百字的史实，竟要行程几千里的路程，耗费半个多月的宝贵时间。正如本文前边所述黄斌到集安丸都山城的几日考察，仅仅是对“束马悬车”4个字进行现场佐证。黄斌还对我们说，他在撰写《薛礼征东的史实与传说》一书时，曾经到薛礼的故里——山西绛州龙门大黄村（今山西省河津市城东）住了近20天，详尽考查了白虎岗、寒窑、望夫亭、射雁湾、官道、射雁塔、故居薛家庄园、薛家地和薛家井、军爷地、薛家沟和薛家疙瘩、薛氏坟茔、帅正堂、点将台、仁贵祠等14处遗址，并将这些遗址按“牵强附会”还是“实址原状”还是“翻建”，各有哪些“史实与传说”，各种“资料的来源与出处”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逐个梳理。后来，在他与当地文史部门及专家进行交流时，当地文史部门负责人感慨道：“……您20天的工作效率足以让我们自己的专家汗颜啊！”而黄斌却坦言：“我非专业出身，对史实更应该侦察清楚、准确判断、正确决策，欢迎与东北历史爱好者和专家对我写的书中所阐述的任何一个学术观点与史实进行商榷……”“我写史话前提是坚持在具有史实、学术的严谨性基础上，写出的东西才具有可读性、趣味性。我在学习、研究、写作的过程中，并非一切照搬专家观点，也是由于平时的积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我自己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被专家学者们所接受的……”“我写史话就是要把重要、敏感问题的各方面观点（包括国内外正、反双方观点）都亮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判明谁是谁非。在第二版《高句丽史话》中，因高句丽归属的问题上很费思量，我就去找金恩晖老师讨论这个问题。记得金恩晖老师对我说：“我是搞图书馆学的，我们的思维习惯是容纳百川和百家爭鸣”，一句话启发了我，使我顿开茅塞，此后我就在高句丽归属的问题上，把我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不同观点都予以说明，让读者自己去判明，要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要让读者在了解各种观点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接受其中我们的观点。

多年来，黄斌就是这样一直坚持运用扎实的语言功底和高超的叙事表达技巧，在优美的语言和绝佳的文章结构中体现着自己所阐述的理念与观点，使今人在对昔日历史中出现的“杨家将与萧太后”“岳飞与金兀术”“薛礼与盖苏文”等诸多零零碎碎、模模糊糊的认知中，用文学语言将读者引入了一个亮丽而严谨的东北历史的学术殿堂。

五、家国情  矢志不渝  砥砺前行

回首30余年来，黄斌先生的东北史话系列书籍印发数十万册，影响了无法准确计数的受众，同时还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

在最早刊发的《渤海国史话》时，他曾与白城师范学院原图书馆馆长王仁富教授进行了联系沟通，且有幸与从1994年始专门研究渤海国重要文物唐鸿胪井刻石的王仁富教授声气相求，参加了向日本索要渤海国的出生证明——唐鸿胪井刻石的队伍。原来，这块“唐鸿胪井刻石”本是大连旅顺黄金山下一块九吨半重、十多立方米大的岩石。公元714年（开元二年），唐册封“渤海”使臣唐鸿胪卿崔䜣完成使命返京，途经旅顺，在黄金山下打一口井，在井边这块巨石上刻下“持敕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29字碑文。该刻石是渤海国的出生证明，是渤海国历史归属的权威铁证，在这块巨石面前，对于渤海国历史归属的杂音，将归于沉寂。遗憾的是，在1908年间，国宝唐鸿胪井刻石被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军掠夺到了日本东京，藏入了他们的皇宫之中。黄斌参加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后，积极与王仁富教授密切互动，多年来，坚持以各种形式为这块背井离乡漂泊百余年的国宝回家鼓与呼。

还有一个话题。东北亚国际关系有时平稳，有时复杂多变，与历史因素有较大关系。渤海国、高句丽、长白山等民族、国家及领土归属等问题，是东北亚一个潜在的历史文化课题，有的相邻国家在国民的历史认知上几十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面临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的诸多挑战，于2002年2月正式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黄斌以个人的形式参加该工程。曾担任《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国长白山文化》编委会成员，并在《黑土地的古代文明》等书刊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及科普文章。前些年，东北亚关系一度尖锐，当时南宁大学提出要开展南海“学术战役”，有专家提出还应该有东海学术战役和东北学术战役。黄斌自觉把自己作为正规军之外的一位参战的民兵。例如在相邻国家多年的官方宣传和其民众的认知中，咄咄逼人的把长白山归于他们“独有的圣山”，这中荒诞的说法与历史的真实是相悖的。我国东北各民族如肃慎、勿吉、女真、蒙古等各民族，在其民族与政权活跃期间，均在长白山留下了印记。长白山是谁的“圣山”，必须要用文献和地下的考古证据来说话，我们决不能就这么把握着确凿的证据，却不去理直气壮地向其展示出来。鉴于此，2003年，黄斌以个人身份向地方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个《关于考察和整修长白山历史遗址》的报告，列举了“安图县二道白河乡宝马村（报马屯）金代古城遗址”和长白山天池东40米的钓鳌台上“女真祭台遗址”，还有天池边刻有女真文字的“长白山神”石碑，“长白山南区讷殷古城”天池出水口东北侧“百余米岩石台地上八卦庙（又名崇德寺、尊德寺）”及今吉林市温德亨山清初供奉“长白山之神”以及“望祭殿”等近10多处考证遗址，他以激扬文字建议由政府出面联合学术研究机构对其进行考察、发掘、整理、修复，凡有条件的均可使之成为旅游景观。同时，还深刻阐述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关部门收到黄斌的报告材料后，十分重视，专门派工作人员找到黄斌，组成写作小组，共同重新整理成正式文件，逐级上报。后来，因此而使长白山一带于2018年新增了一处AAAA级景区——讷殷古城。谈到这个问题时黄斌说，这类项目的确立和实施，得益于吉林省历史考古学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呼声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自己能够在这个共同呼声中增加了一个音符，感到欣慰。

另外，近些年，台湾海峡政治、军事形势紧张。军人出身的黄斌以其祖居台湾的家族源流，再次执笔为刀，利用宁古塔黄氏家族清朝年间所修的《宁古塔黄氏宗谱》·谱历·第一篇记载：“祖居系福建省台湾……，台湾叛案连坐，……忽发遣宁古塔，……于雍正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到男妇二十四名”。黄斌以这个“谱历”为原始证据之一，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考证及实地查访，综合包括台湾一行的30余年寻根成果，用了3年时间，撰写出版了《从台湾到宁古塔》。书中用黄氏家族早年参与开发建设台湾、随郑成功收复台湾、黄氏家族世代居住台湾与各种史实说明了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台湾到宁古塔》的尾章，黄斌用文学笔法阐述了台湾也是宁古塔黄氏家族的一个祖产祖业，他以从台湾来的黄阿季晚年的口吻写道：“……康熙六十年（1721年）那一场朱一贵、杜君英大起义的狂风暴雨，很快就平息了，似乎只是大海里曾经产生过的一个旋涡，而自己家族和吴、林、杨、刘、赖等家族却在遥远的宁古塔用一生的屈辱、一个家族的磨难，来印证这个旋涡是有着数百年之延续性的。当初台湾府知府王珍父子一己之私的横征暴敛，朱一贵、杜君英、林亨注定要失败的起义，我们黄家和吴家、杨家等，是持续时间最长、路程最远、磨难最多的埋单者。可今天和将来，谁会在乎我们呢？历史的车轮滚滚，世事沧海桑田，又有谁还知道我们发遣路上、官庄荒野所经历的，以世纪为单位计算的，难以名状的苦难呢？”

黄斌在东北地方历史系列读物撰写及研究等方面收获了累累硕果，然而，他的绝大部分精力还是投入在军事工作中。他曾与后来任军委副主席的范长龙将军共同撰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部正式出版物《军事教学法》，撰写出版了《工程保障的科学决策》《工民建控制爆破》等军事、专业著作；还曾参与合著《军兵种知识》《爆破》等军队专业教材；他曾在《军事学术》等军刊、国内核心期刊等发表数十篇学术技术论文。曾作词作曲原创数十首军旅歌曲，有的被收录《歌曲集》之中，有的发表在各大报刊上，有的被命名为团歌、校歌。

此外，他还曾研究过“太极拳在东北传播的历史”，将北派吴氏太极拳的要领心法编纂成《吴氏八十三式太极拳探微集萃》。《解放军报》《前进报》等媒体均对黄斌的事迹进行过报道。从军队退休后，黄斌曾任2期（8年）吉林省爆破协会秘书长，曾任十余年的某爆破专业公司的法人、经理之职，组织并设计实施了多次省内外大型爆破工程项目。并被聘任为“国家应急救援专家”和“吉林省应急救援专家”“石油化工和矿山安全专家”，被推选为“国家爆破专家委员会爆破专家库的成员”；获得“沈阳军区工程兵参谋业务比武第一名”“沈阳军区参谋标兵称号”“吉林省98年嫩江抗洪一等功”；曾荣获“系列火箭发烟器材军内科技成果奖”等。

佩戴着军功章的黄斌自称“我乃一介武夫”。可有人却惊讶，一介武夫为什么能在东北地方历史的普及读物上耗费了30余年的心血和精力，有着如此令人艳羡的鸿篇巨制？黄斌则回答：“祖国的东北地区有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原等地区，我写地方史让广大民众知道，岂不是好事一桩？历史是经验、教训、明鉴、秉承，是过去的积淀，是未来的参考。东北亚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性，而历史又经常相似。同时，我也是在继续履行一个军人的义务，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初心，退休了，我也要用笔来履行卫土之责。”

如今的黄斌已经年近古稀。凡是曾经与他交谈过的人，除了能感到他对东北地方历史如数家珍，观点新颖，思维敏锐，有着未竟的写作计划，有着利用现代媒体传播东北地方史的构想外，还能深深感到一位当代老军人怀揣家国梦，心系国家、心系民族，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爱国情怀。

尾  声

告别时，黄斌万分感慨：“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东北历史的普及读物，与吉林省图书馆的关系是分不开的。我的第一份关于渤海国的资料是从省图书馆查到的。那年月，我是省图的常客，我写作的许多基础资料都是从省图书馆查到的。我最喜欢省图书馆开设许多年的“关于东北历史和民俗的讲座”，我几乎是每课必听。因为讲座老师都是当今某一个专题的著名学者和专家。我在讲座中能听到他们最新的考古发现、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颖的学术观点，甚至还能看到他们展示的最新内部参考的图片等。我自己觉得我就是省图开设讲座最大的受益者，好像有一些讲座是专门为我而开设似的。我总有这样的感觉，省图书馆恰如一片可以生长百样花草的沃土，我就是在这片沃土中成长起来、在地方历史宣传方面有所作为的一株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金恩晖馆长以及省图许多老馆员们，就曾是这片沃土上辛勤的园丁，大家对我这株草特别的关爱，给我多施了不少水分和肥料……

采访结束了，望着黄斌那1.8米伟岸身躯的背影，我们的心情久久地难以平静下来。（金恩辉 魏佩明 李战广）